王家新：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盘峰论战”焦点诗人回忆诗歌的狂欢年代

　　“我想我只适合于单干，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个人写作’。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我归于什么派或‘阵营’，那多少是一种误读。”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1992赴英国任访问学者，1994年起在高校任教。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及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对隐秘的热情》、《没有英雄的诗》等多部。

　　记者手记

　　世纪之交，那场由“盘峰论战”引爆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将王家新推向了焦点，虽然是始作佣者，但尘嚣渐渐落定的现在，王家新宁肯没有参与这场“没想到闹得这么大”的争论，因为“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提倡知识分子写作，更没有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当做对立的阵营”，这场“炒作”令“坚持知识分子精神中的个人精神”的王家新从此以后，更加“坚持把写作当做个人的事情”，远离“可疑的整体”。

　　有人如此评价王家新，“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的责任感近似于‘诗是吾家事’的杜甫。”他的回答是：从凯尔泰斯那里学到“生活就是屈从”。彻底地屈从，屈从到了家，也就自由了，解脱了。

　　如今，王家新正在人民大学教一门名为《创造性写作》的课程，“大一、大二的学生瞪着圆圆的眼睛，一边听一边记笔记一边鼓掌”，醉心于身为教师的喜悦满足，但警告学生不可以“创造者”自居，原因是“越天才的人越谦卑”。

　　难以痊愈的“历史痛感”

　　也许，像我这样的人要多一些“历史的痛感”。小时候，因为父母“出身不好”，同学们都疏远我，更痛苦的是没有书读。在那样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我居然莫名其妙地迷上了文学，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实在没有什么书可读的时候，我曾经把鲁迅杂文都背诵下来了，甚至把家中糊顶棚的旧报纸都拆下来读了。

　　有时候偶尔得到一本好书，却遭受到更大的打击。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忘情地读一本借来的《一千零一夜》，突然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没收了这本书。过了几天，我路过校长家门口，看到校长的儿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读那本《一千零一夜》，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上高中时，一个同学神秘地对我说：“我有一些书送给你。”我将信将疑地跟着他走了10多公里山路，到了一个农民家，他拖出一个木头箱子，一打开我就愣住了，感觉他好像为我打开了一个百宝箱：里面果真有一摞已发黄的书！其中有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等，还是50年代初出版的竖排体版。

　　从此这些书成为我最隐秘的伴侣———我平时忍住不看，以免再遭没收，只是一个人在放学的路上大声读冯至的诗，尤其是他那首“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我读了惊讶不已，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一样！我读得禁不住浑身战栗。冯至的诗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对我的一生都无比重要的东西，它唤醒了一个少年心中生命意识的觉醒。

　　获得自我意识，还离不开入学时填写“家庭成分”栏那样的时刻，每次填写都令我非常痛苦，我不愿意填“地主”，因为那是父母的出身，我想填我父母的职业“教员”，又怕别人说“不老实”。

　　也许正是从那一刻，我感到了“笔”的沉重。

　　读完中学，我被当做知青分配去农化厂劳动。给我安排的活自然都是重活。

　　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才有机会考上大学。我大概是作为湖北省文科第一名被武汉大学录取的，这太不敢让人相信了。去看榜时，和我一块去的一个知青朋友没有得到任何录取书，他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抱起头来痛哭。现在他已是某市宣传部副部长了，我回老家过春节时，他带着一把据说值五六万元钱的小提琴来看我，要来为我的诗伴奏！

　　那时的珞珈山惟一的“这一代”

　　在大二时我写了那首《在山的那边》，写的是我少年时代的经历与幻想，当时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我上大学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山区。上了大学后，一周内会如饥似渴地读上百本书。现在，我已很不好意思去看早期的诗，但这首诗突然广为人知，因为它被选入中学课本。经常有中学生写信来，比如问我为什么诗中上一行有标点，下一行却没有？

　　1981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接触了北岛、顾城那一批朦胧诗人。记得顾城有一段时间心情很沮丧，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无非是表达认同与支持，顾城很感动地回了一封信，他说：“你知道我爸看了你的信后怎么说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我也随着大家一起投入到当时的“新诗潮”和大学生文学运动中去。我们办珞珈山诗社，办油印诗刊。

　　后来，和北大、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十几所学校文学社团联合办《这一代》，第一期就由武汉大学来主办，我担任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

　　我们有一个叫张烨的同学，他和北京的徐晓、黄子平、陈建功都很熟，所以他负责联系各个学校的社团。第一期本来有陈建功一篇小说，但是突然有公开的杂志要发表，所以只好忍痛割爱。《这一代》涵盖广泛，除了诗、小说、评论，还有电影剧本，是一个大工程，因此我们全年级同学都投入进来了。但是，《这一代》很快就停了，它的创刊号同时也是它的终刊号。

　　大学毕业后，我被发配到了一个山区师专学校。我曾经在一首名为《回答》的长诗中写到：“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或许，青春本来就是用来被埋葬的。

　　海子：舞者和舞蹈最终融为一体

　　海子临死前大半个月，他还到《诗刊》找过我，一如既往地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当时过道的书柜没有上锁，他顺手拿了2本，还分给我一本，是塞林格的《九故事》。没有任何迹象，惟一的征兆是他在谈话中谈到他春节在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怎么在意这一点，直到后来我读到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

　　海子死后几天，我在家里坐立不安，我当时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但又怕他承受不了。多多的诗歌天才是圈子里公认的，但他的脾气比较暴烈孤傲。一次在莫非家的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唱了一首帕瓦罗蒂的歌，接着还念了一句曼杰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还加上了一句“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

　　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我没去找多多，他来找我了。4月初一天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多多在门外叫我，然后他就像地下党人那样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说：“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我们都被这件事彻底震撼了。

　　多多谈到他这两天翻海子的诗，“家新，你说怪不怪，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谈到最后，我们都沉默了。

　　还说什么呢？最深的震动都是难以言说的。叶芝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心目中艺术的最高境界：“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明亮的眼神，我们怎能区分舞蹈和跳舞人？”我觉得海子的死正是这样：舞者与舞蹈最终融为一体。

　　对“集体兴奋”兴奋不起来

　　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在80年代谁不当诗人就不正常。那时我家住在西单，又在诗刊当编辑，所以经常有北京和外地的诗人流窜到我家，甚至要拉我入伙什么的。但我不大关心什么“代”或“派”，我对这种“集体兴奋”实在是“兴奋”不起来。

　　80年代后期我只参加过芒克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俱乐部。但参加了几次活动，就退出来了。我想我只适合于单干，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个人写作”。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我归于什么派或“阵营”，那多少是一种误读。

　　有一次在我家举行的诗人俱乐部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大家把惟一的单人沙发留给了多多，多多也就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副大师的派头。

　　大家沉默了二三分钟之后，海子自告奋勇地念了一首他的诗，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就有点尴尬。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瞌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

　　1987年，我和唐晓渡编选了一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那一年，我们还经过争取，使一批优秀的诗人在山海关“青春诗会”上相聚。

　　我记得那时有人随口吟出了“把玉米地一直种到大海边”！还记得有一个叫郭力家的诗人，穿着尖头皮鞋喇叭裤到处溜达，也不开会。我们都看出来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揍欧阳江河一顿，因为欧阳老是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庞德，还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口述：王家新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