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有些批评我不能接受

　　《兄弟（上）》遭遇谢有顺批评，《兄弟（下）》受读者质疑

　　《兄弟（上）》自去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以及文学评论家的颇多微词，文坛期待10年的余华新作没有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带来震撼。3月中旬，《兄弟（下）》终于出版，首印30万册，一上市就成为畅销小说，据出版社称已经在筹备加印。

　　但与市场的良好反响截然不同的是，部分读者对小说提出了尖锐批评。有人认为余华对当下的叙述太夸张，有人认为小说的语言太贫乏……

　　面对众多质疑之声，余华坚称《兄弟》是一部让自己满意的作品。4月1日，余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具体回应了《兄弟（下）》的诸多问题。

　　面对批评风暴，余华仍然坚称《兄弟》是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细节描写才是叙述的精华

　　新京报：有人评价《兄弟（下）》完全没有必要用30多万字来叙述，认为其中的语言不够简洁和节制。你自己认为呢？

　　余华：这么说的读者应该还不适应我这样的叙述方式。

　　他们对于我的作品的认知可能还没有从《许三观卖血记》转换过来。我认为《兄弟》本身就需要这样细节的叙事。

　　新京报：但下部中有一些语言不断地重复，你不担心这样会让读者失去阅读的流畅感吗？网上已经有读者发表了类似的评价。

　　余华：虽然是重复，但在细节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认为这种细节描写才是叙述的精华。能把一个细节重复使用，这是作家的本领。我也很偏爱这种细节描写，如果习惯我风格的读者应该能够喜爱这种细节的描写。

　　新京报：谢有顺提到你在上部中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流行语，我发现这种流行语在下部用得更多，有的流行语甚至很烂俗，为什么要这么用？

　　余华：谢有顺指出的有几个问题是对的，我以后也会修改。要正面表达这个时代的话，我认为就要考虑用些时代的语言。流行语可以非常快地进入一个时代，虽然有些流行语是陈词滥调，但当它大规模地使用时也会形成一种自己的风格。

　　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新京报：在《兄弟（上）》出版时，你就说过这是一本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但在下部中，我们感觉到不少情节非常荒诞，甚至有些超现实了。

　　余华：这部作品本来就是荒诞、超现实的。但我觉得我所写的东西和现实相比，一点都不荒诞。艾略特曾经有这样一句话：“鸟说，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如果有人不能接受这种荒诞性，那其实就是不了解我们现实的生活。现在有些人很关心自己的生活，但并不关心别人的生活。很多荒诞的事情都是现实存在的，只是大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现实比小说更加荒诞？

　　余华：对。小说里面写李光头靠收垃圾发财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做烟灰缸的人都可以做成亿万富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有一位记者看完书后告诉我，在某个不太出名的城市确实就有处女选美。我觉得在这个中国写什么都不会是虚构的。只不过在小说中我把荒诞写得集中了，强化了，目的就是想更接近现实。

　　新京报：现在很多作家热衷于描写农村和历史，有人甚至说现在的作家没有能力描写当下，但《兄弟（下）》却是你直面当代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你有信心对当下进行叙述？

　　余华：在下部中我是这么尝试了，我以后肯定还会写当下，但会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叙述。你刚刚说到如今很多作品写的是农村，但我认为今天真正写农村的作品其实很少。他们说现在的农村是703861部队，就是说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但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很多作品写的还是过去的农村。

　　新京报：你集中描写了当下的浮躁，但我认为我们生存的现实更丰富，它不仅仅是浮躁的。你觉得《兄弟（下）》对当下的描写是完整的吗？

　　余华：的确有很多东西都进入不了这部作品的系统。我把其他的先放在边上，也许以后会写。每个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写作，文学才会如此丰富。我的下一部作品也想反映当代，但我渴望写一部宁静的东西。《兄弟》太喧闹了，一个人喧闹太久了，就想要宁静；而当一个人寂寞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就想进入人群中去。

　　《兄弟》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闹市中，所以我想静下来写一部作品。

　　没法为1000个不同的角度写小说

　　新京报：小说李光头的形象特别丰富，他粗俗，贪财，但他又讲义气，重视兄弟，而宋钢的形象则比较单一，除了懦弱，他似乎没有其他的特征。你自己怎么看？

　　余华：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也很喜欢李光头的形象，我自己觉得最成功的还是这个角色。他这个人物形象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是一个混世魔王，他做的事情都是大好和大坏，没有小好小坏，可是也有人说他是当代的英雄。李光头这样的人物本身就很容易出彩，而宋钢是一个弱者，写一个弱者很难表现得特别完美。

　　新京报：但我始终还是觉得宋钢的形象太扁平了，李光头的形象就很丰满。

　　余华：《兄弟》出版以后有一些批评，好的批评我当然可以接受，但有些批评我很难接受。比如有批评说上部把“文革”的经历就写成了善与恶，说我不善于表达人类的复杂经历。这两句话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却是不成立的。莎士比亚一生就写了善与恶，但他还是很伟大。写善与恶有伟大的作品。写人类复杂经验的作品有的很伟大，但这不能否定其他作品就不好。再说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这个标准如何衡量？我觉得这些批评就如米兰·昆德拉在巴黎索邦大学说，那些大学生说的都是空话、大话、没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批评我不能接受，我们不能认定一个角度就要否定另一个角度。假如我为了1000个读者喜欢的角度写东西，那么我就没法写小说了。

　　新京报：《兄弟》中刘镇群众这个群体形象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形象。

　　余华：这个其实也是我写小说的初衷。80年代我曾经想写一个兄弟题材的小说，想写两个破碎家庭组合起来的一对兄弟，但由于一些原因作罢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跳楼自杀，电视以纪实的形式把跳楼过程拍了下来。下面一群人在围观，在起哄，他们对着那个想跳楼的人叫：“怎么还不跳啊？赶快跳啊，我要上班！”而跳楼的人孤立、茫然、无助的表情，很深入人心。

　　这个场景特别是这些群众的反应让我极其震撼，由此触动了我写《兄弟》这部小说。只不过这个场景没用在小说中，惟一留下的就是那帮群众的嘴脸。他们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李光头和宋钢都是孤立于这些人群之外的，尤其是宋钢，但他们两个人从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分开过。

　　新京报：小说里面的刘作家、小关剪刀、童铁匠的形象虽然也有比较出彩的地方，但还是显得有些脸谱化。

　　余华：刘镇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但我特意让每一个人都能代表一个群体。比如周游就代表那些江湖骗子，游手好闲靠着一张嘴吃饭；小关剪刀则代表那些外出打工希望发财，但最后也没有成功的人；余拔牙和王冰棍是靠着别人发财的寄生虫……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的象征。这也是正面描写现实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个群体组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现实生活的众生相。

　　采写：本报记者甘丹

　　摄影：本报记者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