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

　　理想主义诗人在物质时代来临之际的坚守与喟叹

　　■人物

　　张枣 196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著有诗集《春秋来信》，代表作包括《镜中》、《边缘》等。多年来旅居德国，任教于图宾根大学。

　　■记者手记

　　和其他诗人不太一样，能熟练使用好几国语言并翻译外国诗歌的张枣对文字极其敏感，他甚至论述过“别处”与“他乡”的区别，而认为“他乡”比“别处”更具中文性。

　　相比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放弃写诗的第三代诗人，1986年即出国并旅居他国的张枣，坚持写诗、译诗至今，他自认为可能是神以某种方式来保护一些诗人。现实是，当年曾经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遇到被人当众诵出他的诗歌的待遇，到了国外无人识君，足足忍受两年的寂寂无名，然后金子才开始发光。幸好他自己把中国诗人80年代的精英意识带到了国外，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他都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了，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渴望书，如同求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物质突如其来地膨胀起来，人们开始没有办法准确命名世界。譬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人说“瓶子”，你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形状的东西，在物质多元化以后，瓶子至少有几百种，形象感就崩溃了。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然后考到四川外语学院念硕士，经常要翻译作品。因为语言的单薄贫乏，也导致我们在翻译时遭遇困境。

　　那时候我们不缺钱，最缺的是书，对书的渴望强烈得惊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外教经常通过一些国外的文化协会要一些书过来，每次她叫我们去她家拿书，我们都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

　　有一次有人邮寄了几百本图书给她，老师学生都去她家挑，我因为其他事情去晚了，后来一个人跑到老太太家里，嗫嚅着也不知该如何开口，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拿书的。”她给我看她写的明信片，上面写道：这里的学生对书极其渴望，如同求救一般。

　　我在剩下的20多本书里，挑出一本《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书当时还没有翻译过来。“catch”这个词是二战之后美国士兵发明的，意指军队的戒律，但是在我们当时使用的字典里没有把这个含义列进去，我很久都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读完整本小说也是稀里糊涂的，有太多字不认识，字典也不能给你提供解释。

　　“来了，老子的东西来了”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个比我年纪小的女朋友，她也是个文学青年。但在她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人，她说跟他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口中的“轻松”，还瞧不起生意人。80年代，诗人是明星，而且诗人多是大学生，研究生在当时非常稀少，更是明星中的明星，算作高薪一族。我读研时一个月拿50多块钱，比助教的工资还高，精英感特别强。

　　分手事件让我感觉到诗人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时代好像在发生变化。但是，80年代主调还是理想主义覆盖一切。分手并没有给我带来那种内心撕裂的痛苦，而是觉得你怎么能背叛你的人文背景呢？

　　我们整个的生活惟一关注的就是诗歌。柏桦每次带了好诗去找我，在宿舍门口就大吼：“来了，老子的东西来了！”我那时年轻气傲，写了诗就丢在地上，柏桦每个星期来都在地上找。有一次他找到《镜中》，眼睛睁得老大：“这首诗会传遍大江南北的。”其中有一句话“低下头，回答着皇帝”，我把“皇帝”两个字划掉了，他说：“这两个字是这首诗的命，你怎么这么恍惚啊？”

　　到了香港找不到香港

　　从1983年到1988年，是国内最好玩的几年。我在1986年离开的时候就好像离开一场大的party，但是就好像柏桦他们投奔海南一样，也有一种懵懂的离开感在敦促我离开。

　　我离开之时的强烈感受是，我可以看更多东西。

　　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我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讲不出来话，完全失语，不光没有写信，连日记也写不出来。我惟一讲的几句话就是到超市买东西，对人说一句谢谢。我的这种遭遇也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留学生的遭遇，即新的物质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压力。

　　尤其有意思的是，我出国前先去香港，竟然找不到香港在哪。1986年9月13日，我从深圳罗湖去香港，有个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只是约好了一个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关办了一上午的手续，过了罗湖桥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个单位一样，有个门槛或者一个标牌，上面大书“香港”两个字，但是我跟着人群走，只发现在深圳这边还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个点就像约定俗成一般变得纷乱起来，欢快起来。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关卡里，然后走过去，其实就是地铁票。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到很多人这么走过去，偶尔也看到人跳过去……我活活看了两个小时之久，也不敢问人家。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诗歌的时代，过去了

　　在物质开始冲撞我们的生活诗歌写作的时候，我出国了，以至于我觉得是神在用某种方式保护一些诗人，所以我才能坚持写诗至今。

　　在我出国之前，海南正在开发，柏桦和好几个文化界的朋友一起去海南，是为了脱离以前的单位去寻找另外的谋生之道，也有一种冒险的意味。柏桦在临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到海南去就好像去新的革命圣地。”

　　这种说法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投奔感和诗人兰波式的激情。矛盾之处在于，诗人到海南去，的确是受到了钱的诱惑，可是赚钱并不是完全的目的，因为我相信他们即使有了钱，也不知道用钱去干嘛。

　　虽然事物不断进来，但大家对于物质生活还是没有强烈的概念。举例来说，出国之后我想念父母，但是电话费又太贵。我打电话到父母所在的教工宿舍，得先打到一个传达室，一个脚有毛病的老太太接到电话，然后她一颠一颠地跑去叫他们来听电话，整个过程至少需要5—10分钟。

　　我只能是先打通了电话，等她去叫人的时候我先挂掉，揣摩着我父母快到那个传达室了我再打过去。记得有一天下午，我特别感慨：“什么时候，中国家家户户都有个电话就好了，有了电话就能消解思乡之情，这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啊！”没想到三四年之后，中国的电信就迅猛发展，可见物质来得有多快，对诗人的冲击有多大。

　　但我还是觉得有强烈的凄凉感，一年之后我回到家乡湖南，第二天就跑去了四川看我的诗人朋友。我以为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彻夜长谈，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谈。我曾经和柏桦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像永动机一样滔滔不绝。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仅仅一年之隔，物质当然是越来越多了，柏桦已经从海南岛回来了，万夏开始做咖啡馆，很多朋友都在调动工作……人的表情也开始有一种真正的不安，我在国外最怀念的谈话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醉过瘾了，大家在谈论诗歌的时候也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