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开愚：一开始就是中年人

　　早熟诗人自觉弃医从诗从来没有“坚持”写作

　　■人物

　　萧开愚1960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医科大学毕业。1989年，他与诗人张曙光、孙文波等创办并主编诗刊《九十年代》、《反对》。与孙文波、臧棣合编《中国诗歌评论》。后

　　■记者手记

　　萧开愚说了个故事：“我1986年去哈尔滨看张曙光，他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我，一路炫耀他的车技，那时他还住在一个小屋子里。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家衣柜的门坏了，就搁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不安装好，他说没事儿。过了二三年，我又去看他，发现他家那个坏了的衣柜门竟然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老地方。”萧开愚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要向我说明：人的生活其实不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他眼中的自己：自从20岁厌倦医学，便是人生观确立之时。试验了5年之久才选择诗歌，但一着手就觉得自己对文学有一个总体设想，“对于文学的定义，无论是新出现的还是已有的，我都不满意。”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中年人。

　　他几乎否定了“中年写作”一说与他的关系，只将其视之为当时的心情。

　　那时尚是28岁的青年，跟普通意义上的中年无关，主要指的是写作上的慎重态度。“人到40，才会发生真正的中年危机，所有的事情你都经历过了，但什么都不能理解，于是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和迷茫感，需要相当大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积极度过。”

　　“我尊敬每一个不写诗的人，他们也应该尊重写诗的人。”这个诗人就这样固守着自己的内心。

　　医学不是用武之地

　　我在1980年之前一直以为我会一辈子做一个医生，一年之后我肯定了我不会。我学的是中医，年轻人总是希望有地方可用心智，但是很快发现，中医无非是积累经验，看个四五十年的病，想出一些对付疾病的办法，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医学对于我来说不是用武之地。

　　从1979年开始我在一个小县城的医院工作，工作就被我搞得不像工作。我每天上班差不多就是把诊断室的门打开了就跑掉，要么回家看书要么外出散步，晚上托同学帮我去关门。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如果我坐在那儿上班，正儿八经地给病人看病，别人会想：“他今天有毛病啊？出了什么事情？”

　　医院里充斥着药物和病人的味道，我不喜欢医院里的人的表情：要么是病人的表情，要么是医生的表情。医生看惯了疾病，觉得什么病都是很正常的，他们对疾病没有同情。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压力不大，工资国家给的，大家都是一样多的，多干会多得奖金。但是书便宜、吃也便宜，所以奖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是怕领导碰到我，其实他们对我很好，我是自己心虚，看到领导老远就绕开。

　　尽管写诗的人大多都是胆怯的人，但60年代出生的人，社会经历给他们留下的影响是大无畏的精神，而无所畏惧的另一面一定是全面畏惧，否则就不真实。我觉得上班无聊，我还是得去；看见办公桌就烦，我还是得坐在它面前；看到病人，我知道该开什么药，但还是害怕。

　　我的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从1979年以后，各种各样的书都一窝蜂地进来了，图书馆也可以借书了，人人都觉得应该多读哲学之类的学术书，我读了几年之后就厌倦了。我还很浪漫地去学画画，也发现不适合我。

　　对于别人来说，写诗可能是自发的，但对于我是慎重的选择。当我在1985年写下第一行诗时，我就知道这个工作适合我，我的天性适合写诗。

　　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开始写诗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到县里的文化馆去，我特别羡慕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他们衣食无忧，在一个老院子里住着，整天无所事事。一个小地方，你很自然知道谁在写作，但是他们写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看，因为看见他们的样子就失去了兴趣，他们长得太朴实了，都是搞民间文学的。我觉得人的长相应该是和职业相匹配的，我的兴趣不在民间文学。

　　县文化馆不要我，倒是县里的书店想调我去培养我当经理，我当时虽然才20出头，但我买书多，他们认为我懂书。可卫生局不放人，在我工作第一年，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被卫生局借调去，遍访全县的老中医，出了一本小册子，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医学人才。

　　我好像属于那种写诗写得晚，但是一举成名的人，加之写诗的人和别的专业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天生就有江湖气，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在县城的时候，是我跟各个地方的人交往最多的时候，每天都收到来自各地的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几十封。

　　还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跑到我那儿去看望我，跟我说：“你应该离开这个小镇，这儿感觉不好，气氛压抑，人的表情都不对。”那儿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能调到文化馆，我觉得那是一个可以终老的地方，谁都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完整地做自己的事情。

　　1986年底，一些朋友帮忙就把我调到成都的一家科学文艺杂志，当科幻小说编辑。

　　当时科幻小说作者大多都是闲得无聊的大学老师，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国的科幻小说小库特·冯尼格特的作品翻译过来，但它与那本杂志的气质并不相符。我没法胜任这个工作，还是写自己的诗。

　　我喜欢苍老的、“腐朽”的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年人。因为我四岁就上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打球的时候都是别人照顾你才给你扔一个，比赛不会让你去，你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别人打，所以被强行养成观察判断的习惯，这不是典型的中年人作风吗？年轻人都是冲锋陷阵的。

　　我学中医的时候，老师都是老年人，他们文史哲都通，我喜欢他们讲话的样子，也喜欢他们所喜欢的那些苍老的、“腐朽”的东西。我一直就不太能读年轻人的诗，只能接受其中一些比较沉郁的诗。对于血性的、属于青年文化现象的诗歌，我基本上不读。譬如莽汉诗群，他们都是特别可爱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但我确实没有从文学和诗歌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诗，对于文学我有另外的要求。

　　我在80年代就提出中年写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结婚早啊，我20岁就结婚生子，别人外出多走10天没有关系，我离家两天就会收到一个电报，因为你有一个家。到28岁的时候我的儿子都七八岁了，我还不是中年人吗？中年人就得有一个中年人的样子。

　　当时实际上是河南省一家没什么人看的杂志约稿，我写了非常小的一篇文章，说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速度没有那么快了，身为中年人就应该采取踏实的工作态度。我是很朴素地从生活处境和工作态度的角度来说，并不想把生活理论化，更加不会想把它推广，但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对此感兴趣。

　　好玩的是，欧阳江河把“中年写作”弄得像理论的理论，好在他没有超过文人应有的懒散，并非真正的理论家，说出来的东西都似是而非，这我还能接受，如果“中年写作”被人弄成像僵化的东西，那就是纯粹的笑料了。

　　从来没有“坚持”写诗

　　如果说你晚上不敢靠近一棵树，那种恐惧感是朴素的，你只要打开电灯就能解决。你从动荡年代带来的集体恐惧感，只要你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就能解决恐惧的痛苦，而且那种痛苦是随着西方个体主义思潮的来临而褪去的。

　　不容易战胜的恐惧感是，我们从西方模仿来的东西。80年代我们整体都是高兴的，却看到西方人说世界是枯竭的，你就觉得这种说法真洋气，会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缝隙、没有多个自我、没有面具是可耻的———这是当时的时髦，时髦的东西都有吸引力。而等到我们通过反省认识到这种理性的恐惧是模仿来的，它已经附着在我们身上，成为本能的一部分。

　　我就是这样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去成都之前我连“朦胧诗”、“今天派”都不知道，我是在1989年才看朦胧诗，看的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觉得它们文字不漂亮，思想也简单，也不能喜欢那些取代了朦胧诗的风云人物的作品，任何有准备的写作者对文学都会有它自己的要求。

　　我不是因为大家写诗我才写诗，我在26岁就是市政协委员，所以说我是有可能走仕途的一个人，我放弃了。后来我也一直有机会做生意，但我基本上是避免去做，它们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诗歌对于我，是慎重的选择。

　　有人说：“萧开愚为什么还在写诗？写诗就一定没有钱，没有钱就不会有尊严。”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荒谬，我尊敬每一个不写诗的人，他们也应该尊重写诗的人。我听他们的话，怎么听都觉得是在恭维，我没有从他们以为的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也并非是因为出国了才一直写诗，出国在客观上最容易让人放弃写诗，因为生存艰难，我幸运的是总有基金会支持我写，让我可以像专业作家那样生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坚持”写诗。如果我没有对诗的爱好，没有能够写诗的能力，我绝对不会写。诗歌界，不是一个可以赖着不走的地方。江郎才尽就会丢人现眼，那不是你所能选择的。

　　口述：萧开愚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