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吉田茂：激荡历史中的掌舵者

　　《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

　　吉田茂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定价：28.00元

　　□书评人 刘柠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肯尼迪政权积极增长政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再次呈现出景气增长的利好态势。

　　这种国际性的经济繁荣，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越南特需”，为日本经济提供了绝好的外部条件，使池田勇人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至此，日本已经在经济实力上超越当时的西德、英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经济大国似乎指日可待。尤其是东京奥运会、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让这个在战后被纳入西方阵营的东方国家，以其神秘的文化和魔幻般的经济增长令整个西方世界为之侧目。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对日本的传统看法，某种程度上也“刷新”了日本人的自我评价、定位：随着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Vogel）的《日本世界第一》（《JapanasNo.1》）等著作的问世，日本国内舆论开始抬头，终于向世界，尤其是美国发出了《日本可以说“不”》（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同名著作）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写的、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论文润色而成的《激荡的百年史》出版，旋即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

　　如果就世界历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美感”而言，真不知还有哪个国别的历史，像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那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集中了悲喜剧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两个极端的所有角色：从偏安一隅、向学大陆的小心翼翼的学生，到蔑视群小、惟我独尊的亚洲“优等生”；从签署城下之盟、被迫开国的封闭岛国，到黩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强；从一片瓦砾、民生凋敝，到经济腾飞、国富民强。没人否认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但世界上勤勉、智慧的民族也不独日本一个，而能从废墟中崛起，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却实在不多。

　　对此，吉田茂本人的看法颇为客观：“的确，日本人做了非常顽强的努力。与此同时，也令人感到日本人生逢其时，凭借了其幸运的一面。”“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幸运、机智，再加上举世无双的勤奋，这确乎是现代日本实现成功转型的秘诀。

　　但除此之外，我以为，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理念、具有良好的“国际感觉”、敏锐而务实的政治掌舵者，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存在。用吉田本人的话说：“对于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和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上天绝不会赐予这样的幸运和‘机智’，从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点。”

　　远的不论，吉田其人的从政生涯，特别是战后初期，作为日本政治操盘手、领跑者的经历，再形象不过地诠释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直觉。

　　吉田茂1878年出生于东京府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权派政党“自由党”的著名志士竹内纲，后过继给横滨的大富商、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吉田健三做养子。一战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宫廷外交的风习。凭借养父丰厚的财力，吉田茂跻身外交界，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寥寥无几的“开眼看世界”的东洋人中的一个。作为职业外交官，吉田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并曾出任日本驻天津、奉天（今沈阳）的总领事，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公认为近现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感觉”的政治家。

　　然而，从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二战末期，因反对当时军部的“暴走”，他为和平奔走，曾遭逮捕，因此战后被视为“反军英雄”。但客观地看，吉田所反对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在“军国一致”的狂热氛围的煽动下，不惜与英美交恶的丧失理智的日本战时外交路线。因为，他继承的是从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显（其岳父）、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信念，即把对美亲善作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战后的1946年5月，吉田以68岁高龄首次组阁。到1954年12月，期间除了曾短暂存在过的片山哲、芦田均内阁外，吉田五次组阁，其政权存在的时间，在日本宪政史上是仅次于桂太郎、佐藤荣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长期政权（2616天）。吉田政权，产生于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动荡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诸如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等等。

　　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对战后国际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占领时期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协调与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但以吉田与麦克阿瑟元帅的合作最为密切。尼克松对吉田与麦帅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曾这样评价两人对重建日本的贡献：“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显的标识：即使在整个列岛都被战败击垮的时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脱和式礼服、雪茄、手杖、高级坐骑的模式，这既是与生俱来的“贵族趣味”，也是其生命的“形式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机敏的现实主义，甚至到了堪以“实用主义”来形容的地步。

　　但恰恰因为以吉田为代表的、战败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这种准确判断风向、权衡利弊得失，在动荡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折冲樽俎、精确游走的能力，才使处于东西冷战夹缝中的日本，绝处逢生，占尽先机，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战后复兴，成了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