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余华：争议不是坏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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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4日16:10 南方人物周刊 | ||
  余华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李 鹏 发自北京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 这一年，他33岁。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的，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 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5年牙医，20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曾经他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力)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所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10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人物周刊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你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 人物周刊：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你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人物周刊：李敬泽还批评你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你觉得你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做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 人物周刊：“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你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 人物周刊：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 人物周刊：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 人物周刊：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你又如何看待呢？ 余华：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 人物周刊：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十八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一千八百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第13页，李光头 “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 人物周刊：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你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那些针对你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 ，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好象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 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你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着对应性吗？ 余华：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多大陆的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 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是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 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今天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所说的：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你是吗？ 余华：(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轻轻一笑，年轻人很容易因此而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到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在梦里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当下的现实如何看待？你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止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 人物周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 人物周刊：从你最近的生活经历看来，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你经常出国，你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7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所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你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到了我上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我是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谈谈你的朋友圈子？ 余华：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人物周刊：你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你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所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止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颗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对于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 人物周刊：谈谈你写作的收入？ 余华：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我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三部标志性作品 人物周刊：从《活着》开始，你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你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是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因为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照在小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从先锋、再貌似回到传统，在《兄弟》里面完成你的转换，你不断地改变，那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余华：我句子的结构很难改变。回顾自己的写作历史，有三部标志性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有勇气正面去叙述了。 人物周刊：你着迷于变化？ 余华：如果我不变化，我的小说到现在还是80年代的叙述，题材也好，时代也好，都是虚无缥缈。像《世事如烟》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把它放到40年代也可以放到80年代，没有明确的时间特征。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有明确的时间跨度了，可是叙述中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到了《兄弟》就不一样，时代不再是背景，是一个现场了，所以更加突出。 人物周刊：你在处理这些复杂经验时会不会遇到困难？ 余华：不断地遇到困难，我觉得我在处理《兄弟》时，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比在《许三观》时提高了——我只能和我自己比。 人物周刊：想听听你是怎么看同时代的大作家的？比如你写福贵，他是农村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余华：差异在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和他所处的农村环境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在江南农村，那里的农村是郁郁葱葱的，贾平凹是来自黄土地，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面对的土地是黄色不是绿色时，唤起的情感也会不一样。 文革的刻骨影响 余华曾经被称作是“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兄弟》这部小说里，文革的残酷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显然是交错进行的。无论是侧面影射，还是正面描写，余华似乎都没有逃脱“文革”对其心灵的影响。有人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余华一开始，就深入介入了这个“司空见惯，却又轻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文革对你的影响刻骨铭心吗？你的童年记忆很多都和暴力相关？ 余华：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难用语言去概括。1967年，我7岁，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次武斗中，造反派包围了一座楼，逐步往上推进，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从5楼扔下来。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小学1年级的同学，他父亲是地主出身。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拉着我同学的手笑嘻嘻地在说话，第二天就死了：凌晨2点偷偷自杀。我小学2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女老师很亲密地在聊天，我感觉他和女老师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有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窃喜的神色对我说：那个女老师被抓了，他们家是地主。 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美好也会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文革时虽然有些家庭成员之间反目成仇，可是更多的家庭空前团结，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关。 《兄弟》的上部，暴力成分很多，但家庭的温暖也有很突出的描写。我记得汪晖给我谈过一个他的看法，他说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阶级了，却没有人再讲阶级斗争。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呢？ 余华：我父亲非常幸运，文革刚开始时，几个造反派就把我父亲弄到乡下去。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会开阑尾炎的，结果我父亲被发配到乡下去以后，被弄到了公社卫生站，于是我父亲在那里做了无数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我父亲的病人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友好。我和我哥哥经常坐轮船到乡下去看我父亲，虽然白天大街上充满了暴力，可是孩子(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 人物周刊：看你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你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是一张地毯一样。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 人物周刊：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你还看不惯呢？ 余华：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了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的。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旧是热烈、诚恳的。 人物周刊：可以问你的政治立场吗？你是新左派？ 余华：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所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人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轻易是不会发言的。 人物周刊：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你怎么看？ 余华：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时，在北京开作代会，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告诉我们，刚刚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他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19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四十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是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 人物周刊：对这些状况，你的态度是？ 余华：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象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 人物周刊：您现在对哪些现状问题有兴趣？ 余华：三月份我在上海，和一个住在伦敦的印度作家约好了见面，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中印关系是两个国家今后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去争抢石油和铁矿石，抬高价格让西方人得益。今后中国和印度如何在经济发展上互相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这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产业升级的时机可能来到了，以前都是劳动密集型，现在有了深圳华为这样的公司，这在十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1970年代末，我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上海的凯歌牌，上海还有一个品牌叫飞跃，当年索尼进来收购，两个品牌都没有了。过了很多年后才有长虹、康佳。 在运动服装方面，我们有李宁了，李宁在中国中等城市占有很大优势，我们的运动服装里已经有一个品牌可以和耐克抗衡。十年前的廉价劳动力，是农民工，现在是大量的大学生，比较高端的劳动力富裕，就看如何把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可比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要麻烦，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肯定会更多。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建设？年轻的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农村剩下703861部队，就是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中国今天的现实非常复杂，像《兄弟》这样一部虚构小说都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别说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会怎样。2000年的时候，我还无法想象今天会有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人物周刊：你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们继续谈一下你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游历对你视角和心态有改变？ 余华：有人问我：“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来写随笔了，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没有。当我写完《兄弟》后，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着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发现，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实习记者陈琛对本文也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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