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那场师生恩怨

　　———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

　　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因为一场开除学生的风波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

　　故事发生的地点：北大红楼。

　　胡适用一生实践了自己题写过的这两句话。今天谈论胡适也应该有如此的精神。

　　被开除的北大学生张厚载

　　上海学者吴洪森先生在“真名网”上有过两篇文章都涉及到张厚载。一次是读《京剧丛谈百年录》，说：“读了《京剧丛谈百年录》，我才知道，五四时期，有位北大学生名叫张厚载的，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除了。这时离张厚载毕业只差两个月。”

　　另一篇是吴洪森先生的《五四领袖们为自由做了什么？》。文曰：“胡适也有污点。胡适乱骂中国京剧，说是腐朽文化的代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胡适他们居然将张厚载开除，这时离张厚载毕业还有一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大校园立块碑，记载这件事情。警戒后来者以此为耻。”

　　张厚载的确被北大开除，但开除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是谁开除了他，吴文不但误导，而且还把目标引向了胡适。我特地找来《京剧丛谈百年录》，其中有关于张厚载的注释，抄录如下：“张厚载即张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一八九五年，江苏青浦（今上海）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一九一九年，他在上海《新申报》介绍林纾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的小说《荆生》、《妖梦》，被北大校方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开除学籍。”

　　周作人晚年回忆北大生活时，有一则也涉及到张厚载，不妨参看：“北大法科一个学生叫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孓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地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

　　胡适与开除学生有关？

　　根据以上两条，我们知道，张的被开除，与他在《新青年》发表反对文章无关，更与胡适无关。吴文所谓“胡适他们”，至少是对胡适不负责任。我这里不妨是为胡适“辩诬”。如果我们读过胡适和钱玄同有关张厚载的通信，如果我们再对胡适的生平哪怕有个大概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

　　就张的开除而言，《京剧丛谈百年录》和周作人的解释依然不够周备，而且避重就轻。张不但为林氏寄稿《新申报》，并连续在《神州日报》以“半谷通信”为名发布信息，声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独秀辞职，人在天津，态度消极。而胡适等三人因校长以去就争，始得保留等。这无异制造谣言，扰乱北大。“蔡元培和北大评议会不得不于1919年3月31日将恶意损坏学校名誉、屡劝不改的学生张厚载开除学籍”。

　　开除的背后

　　张厚载自称林纾是自己的中学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胡适对张厚载是邀其上《新青年》写反对文章。那么，对张的老师呢，这个新文化运动最顽固的反对派，胡适会是什么态度？

　　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1917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1919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VS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

　　《荆生》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则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当然还攻击文言文。于是荆生破墙而出，将三人痛打一顿，让他们滚下山去。小说这样描写胡适等的丑态：“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胼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裂。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而《妖梦》状写的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隐指胡适。

　　对此三鬼，小说让“罗睺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并让他们化为臭气熏天的粪便。并声称，这些“无五伦之禽兽不可放，化之为粪，宜矣”。

　　这样的小说作法实在为人不齿。但，不为今人所知的是，林氏毕竟还有出人意料之举。

　　当他的小说受到批评后，“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这是陈独秀的话，这位“老革命党”也不得不称赞林纾，“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这话没错。

　　胡适的宽容

　　胡林之间，林纾是骂者，胡适是被骂，他不需要反躬。

　　他的姿态，可以圈点的主要是这两点：一，当林纾1924年去世时，胡适主动在《晨报》发文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给林琴南一个公平，胡适特地抄录了他的五首白话诗，以证明“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口婆心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比照是现成的，当刘半农得知林的死讯，从法国来信，犹愤愤言“他要借助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

　　钱玄同接过话头，更是峻急有加：“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来了一声“呸”！

　　二，1928年春，在上海的胡适写信给《京报》，提及报纸副刊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燃犀》。其中引了胡适的诗句，胡适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写的是自己、林琴南和蔡鹤卿（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阑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卿）。这篇小说本是当年林琴南用谐音指称人物并贬低人物那一路，属寓言体。林琴南在小说中便是一个被贬损的对象，而其手法也就是当年林琴南对付胡适他们的那一套。可是，胡适对林琴南糟踏自己的作法从未置过一词，但这次这个叫“园丁”的作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适却特地写信给《京报》并请转达作者。

　　从事实角度，胡适指出：“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去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贬损，胡适说：“林琴南并不曾有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为骂过自己的人辩诬，这又是一种什么人格呢？

　　林琴南地下有知，不知将作何想？

　　◇历史文档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链接

　　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中旬，陈独秀也公开批驳张厚载。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