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在中国的百年变迁

　　易卜生去世之际，他的作品恰刚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在这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因他作品引起的震撼以及奇特遭遇，是他根本不能想象到的。对他的去世百年纪念，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环境百年变迁的一个简单梳理

　　★ 文/石琴娥

　　易卜生在世界文学和戏剧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不亚于莎士比亚，两位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巨人。莎翁迈步在前，以他的37部不朽的剧作反映了从贵族纪元走向平民时代的历史；易卜生接踵继武，以他的25部永远的剧作揭示了资产阶级丑陋的一面。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却很多变，他被推崇为许多不同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先驱”等，也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家。这也注定了他在中国的百年遭遇也异常不平坦。

　　易卜生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的作品里，只有在《培尔·金特》和《海上夫人》里提到过中国。可他却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并且带有传奇性的惟一作家。然而他在中国的百年来的遭遇却是颇失公允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

　　从“五四运动”前后到40年代，可以算易卜生在中国遭遇的第一个阶段。易卜生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被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欧洲戏剧家。从清末明初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结束，易卜生一直被政府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极端分子”加以限制，或是以“有伤风化”、“违反警例”为由，或是以“败坏公共道德”为名实行围堵、禁演。

　　易卜生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恰恰符合了当时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礼教和提倡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需要，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易卜生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之中流行到了引领潮流的地步，以致1925年茅盾撰文忆述道，“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我国如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都深受易卜生的影响。易卜生对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易卜生还享有“中国话剧之父”的美誉。尤其1935年6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公演《娜拉》(即《玩偶之家》)，由赵丹、蓝苹主演，这场轰动一时的公演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中载入史册的大事，也触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大论战。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娜拉出走后该到哪儿去？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回答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并且据此推断写出了短篇小说《伤逝》。郭沫若则号召妇女要学做江湖女侠秋瑾，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茅盾在长篇小说《虹》里塑造了中国的娜拉的形象 女主人公梅。她从自己追求独立的尝试中得出结论：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奋斗来改善世界。那个在剧中饰演娜拉的蓝苹原本是《无名剧社》的小角色，正是沾了娜拉的光，一夜蹿红，而且红得发紫。后来由于种种绯闻，眼看在上海滩混不下去了，于是影星蓝苹离开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成了后来的江青。

　　避“易”尤不及时期

　　这之后的十几年，中国因遭遇抗日和内战，文学和戏剧基本是处于停滞的。直到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我国话剧舞台空前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多位苏俄东欧戏剧家成为中国戏剧界追宠的大师，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也竞相上演，大行其道。在外国戏剧大师里，唯独易卜生被晾在一边。只有1956年在纪念他去世50周年时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场演出了几场《娜拉》。

　　现在回顾起来，这亦是势所必然。自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以来，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延绵不断，且一浪高过一浪。“艺术必须直接服从于政治”“政治挂帅，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主题先行”、“三突出”等一整套理论陆续出笼。“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极左”思潮大泛滥，也使得文艺界人人自危，生怕惹祸烧身。当年胡适的罪名之一就是非但提出“易卜生主义”(其实这是肖伯纳提出的)，并且还宣称：易卜生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主义，办法是人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个人主义正是被批判为万恶之源的罪魁祸首。于是，“强调绝对个人主义”“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宣扬个人心灵升华”的等帽子扣在了胡适的头上，此外还要查究与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脉络根源。在这样的萧杀气氛之中，知识界和文艺界避之犹恐不及，哪还有人胆大包天甘冒惹祸烧身之风险与易卜生沾边结缘？至于后来十年动乱期间，易卜生也未免能幸免，那个依赖他发迹起家的昔日蓝苹翻过脸来一巴掌把他和别的大洋古、封资修们一块堆儿打入了牛棚。这种避“易”唯恐不及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

　　重读易卜生的现实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起，易卜生这位戏剧大师在中国终于受到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尊敬和重视了。1997 年，中国国家剧院上演了现代版《娜拉》，由挪威现任剧作家协会主席、挪威著名女演员阿格尼特·哈兰德(Agnete Haaland)饰演嫁给了中国留学生的娜拉。之后该剧还易卜生家乡挪威演出。

　　易卜生在中国的际遇确实改观了。可这样的待遇未免有些姗姗来迟，易卜生在中国蹉跎了近半个世纪，没有多少人看过他的戏或者早已把他淡忘了，而后来的新生代只能从中学课本和极少的文学作品中略知一二了。

　　不过现在再看易卜生，已经和当年“五四”时候完全不同了。没有了当年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再读易卜生，我们更是把他还原成真正戏剧大师的角色，以纯粹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百多年前的文化遗产。

　　“中国易卜生年”自今年3月20日开始，除了挪威新戏《娜拉的儿女们》《轻骑兵的下午》等，还有“中国国际戏剧节 永远的易卜生”，更有根据易卜生原作改编的京剧《培尔·金特》和越剧《心比天高》等等。6月，林兆华导演的易卜生的《建筑师》(原著本名为《营造商苏尔纳斯》)将在人艺上演。这部名剧是易卜生后期作品的四部女人戏(《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和《海达·高布乐》)和四部男人戏(《营造商苏尔纳斯》《小艾友夫》《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和《当我们死人醒来时》)里最有分量的重头戏。不少研究者将这部戏视为易卜生的“自传体戏剧”，易卜生自己则称这是一部他现身说法、心灵独白最多的剧作。这部剧本创作于1892年，距今104年，但是它的现实性之强，切中当前时弊之深刻，符合眼下实际之贴切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部好戏剧也将成为“中国易卜生年”的一大看点。

　　恩格斯曾说，“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他还是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而当前的中国戏剧缺少的恰恰正是民族性格、首创和独立的精神。也许，这就是易卜生在去世百年之后，还能在中国找到新的存在方式的一个原因吧。 ★

　　(作者为《易卜生传》中文版译者、200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