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80年代]80年代的纯粹、混杂与八面来风

　　新生代作家、海外作家与老一辈学人眼中的80年代

　　蔡骏 青年作家，生于1978年，代表作包括《地狱的第19层》等。

　　东西 青年作家，生于1966年，主要作品包括《没有语言的生活》、《后悔录》等。

　　陈希我 青年作家，生于60年代，主要作品包括《抓痒》等。

　　傅惟慈 老一辈翻译家，1923年生，译有《布登勃洛克一家》等。

　　青年作家蔡骏：一个纯粹的时代

　　我是第一代独生子女，1985年读小学的，对这之前已基本上没什么记忆了，主要的记忆在读书以后。记得小学时候喜欢看电视，那时还是黑白电视机，只能收两三个频道，每周日晚上六点半都会看央视放的《米老鼠与唐老鸭》，但看得最多的动画片还是《聪明的一休》。

　　曾经坐在电视机前守着看《上海滩》，香港无线版的《射雕英雄传》我没看过，不过我的同学们都看过。

　　当时还没有漫画，我的最爱是连环画，家里有一大堆六七十年代留下来的小人书，后来自己也买了许多80年代新出的来看，可以说，连环画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当时学生的作业负担已经不轻了，家长和老师都对学生管得很严，也没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已经有学习上的心理压力了。

　　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流行文化，那时的小孩子已经会唱一些港台舶来的流行歌曲了，但还是天真多于成熟，上小学时惟一能感动我的一首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对童年的怀念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回忆或许有所偏颇。

　　80年代是一个纯粹的年代，人们都比较单纯，仍然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状态和模式中，但那样的年代永远不会再来了，一如童年的遥远。

　　青年作家陈希我：个人目的与崇高理想的混杂

　　要说一个时代的特征，不免以偏盖全，但又必须这么讨论。讲起80年代，我首先想起当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了许多英雄的时代。”

　　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人都想成名成家，我则想当作家。实际上，我之所以想当作家，内心是搀杂着私欲的，比如，女同学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我，很受用；很多人则想用写作改变境遇，但我们又确实想通过写作对时代发言。

　　80年代就是这么个时代，个人目的和崇高理想混合在一起，人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是理想还是私欲。那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时代，要现代化、要发展、要拼搏、要知识文化，有文化就有一切，当然，后来证明并非如此。

　　我的表兄当工人，又辛辛苦苦业余读了电大文凭，但后来照样下岗，照样平庸。想起当年他亢奋地和我讨论文学作品的情景，就像都德《最后一课》里的看门老头，笨拙而认真地念着庄严的法语。要是现在，一定会被赏给一个词：“装吧！”。

　　有人说，80年代是个“装”的时代，我不反对。崇拜苦难，显示贫穷，毋宁是穿洗得泛白的牛仔裤的炫耀，但“装”总比现在“不装”的好。

　　崔健炫耀《一无所有》，总比现在炫耀我的书印了多少，我有多少财产好。道理很简单：“少女可以为失去爱情而歌唱，守财奴不可以为失去钱袋而歌唱。”不是守财奴不想歌唱，而是唱不出来。

　　青年作家东西：文学八面来风

　　80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站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令人印象深刻。读大学时，我们都激情澎湃，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以读书为乐。但20年之后我的感慨是，我过去幻想的未来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新闻业并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文学的种类样式繁多，有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即使人们读不懂，但依然允许其存在，各式各样的探索让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新的。

　　当然，还有歌颂改革开放的作品，针砭时弊，甚至有的作品在行使着新闻的功能。作家是社会中当之无愧的、最值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随着文学的细化和专业化，文学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了，却反而也更纯粹了。

　　海外作家恺蒂：当时追的”星”是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派文学

　　整个80年代是我的学生时代，1981年开始在复旦附中读高中，1984年到复旦中文系读本科，1988年到复旦外语系读研究生，1991年硕士学位拿到，整个80年代也就结束了。

　　80年代的文化热，高等学府自然是“重灾区”，特别是80年代中期，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不追流行歌手或电影明星，追的是艰涩难懂的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派文学。

　　大一大二时，最有印象的是对复旦哲学系“七君子”顶礼膜拜。他们做过系列讲座，讲西方20世纪的各个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阐释学等等，那时候，陈奎德，张汝伦等在我们这些本科生们的心目中，就如同现在少年们所喜欢的boyband.每次他们演讲之时，我们寝室七个人就有两个人要放弃晚饭，拿着七个书包到教室里去占位子，听完讲座后回到寝室，还要对笔记，补上自己遗漏的部分。

　　那时课余时间岂止是听讲座，没有讲座的晚上都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整段抄录柳鸣九主编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抄录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的作品。书店里来了新书，也跑去站着阅读，边读边感叹：“哇，原来世界上竟有这样写作的办法！”后来就迷西方现代艺术，记得那时有一套白底黑字的“未来丛书”，最让我震撼的是埃舍尔的作品，那三维空间怎么就那样变成了二维空间呢？

　　后来到伦敦留学，英国的同学们都诧异我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远远超出他们，偶尔，我也和他们讲讲大学时代的文化热。他们先是赞叹，继而觉得我们很可怜：什么？大学应该是交朋友、尽情派对的时期，你们把大好夜晚都浪费在占位子、听讲座，在图书馆阅览室中抄录那些顾影自怜的文字上了？

　　有趣的是，我又遇到了“七君子”之一李光程，他当年是研究萨特和存在主义的专家，在伦敦见到他时，仍然是白面书生模样，但是西装革履的他早就从研究哲学转行成了船运公司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名字也从李光程改成了李光晨。当然是我先认出他，他并不认识我，当我告诉他当年占位子听他讲座的事情时，他虽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我们原本并不相识），心中肯定还是颇为自豪，甚至有些感动。后来常常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场合见面，他很喜欢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复旦学友，曾排队听他的讲座。有一次通电话，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追思与我无关的复旦往事，我只好颇不礼貌地打断他：李兄，我对您的当年之勇真的不感兴趣了。

　　其实，我们这批出生在60年代中期的人，对于80年代的文化热可以说是盲目追寻、囫囵吞枣，只有被震惊的份，很少有批判的眼光；比我们年龄稍长的人，经验就很不同。

　　三年前，我与徐冰在他纽约的画室中做过一次长谈，觉得他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话也很中肯。他年长我十一岁，该读书时正巧是文革，没有书读，就像该长身体时反而没有东西吃一样；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各种古今中外的思潮都涌了进来，还有各种书，他也是狼吞虎咽地大嚼文化，积极参加各种讨论，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觉得不舒服，仿佛饥饿过度的人一下子有了无数可吃的东西，于是暴饮暴食，反而撑得非常不舒服。

　　于是，他突然陷入了沉寂，大谈文化的朋友们也突然找不到他了，原来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刻活字，今天刻五个，明天刻十个，花了四年的时间，刻了四千个活字，印了一本最古典、最有宋版书雍容大方派头的书，这就是《天书》，是一本很考究、很古典、很精美的书，但也是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因为这四千个字全是他臆造出来的。

　　但我没有问他，如果没有80年代那段撑死人的文化热，会不会有《天书》这部当代中国现代艺术中最伟大的作品？

　　老一辈翻译家傅惟慈：有重新过青春期的感觉

　　80年代，历史翻过新的一页，我们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精神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过去很多文学作品的禁区都允许出笼。譬如，我有很多翻译作品过去被压在出版社，但到80年代，很多出版社都争着要出；还有过去出版过的作品又重版，销路相当好，虽然稿费很少，只要有读者，我们就很高兴了。

　　80年代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西方作品，但到80年代，出版的作品范围更广、内容更深，除了影响很大的现代派作品，还包括一些福尔摩斯探案的通俗小说等等，也得以出版。所以，80年代的年轻人当然比我们那一代人幸福多了。

　　我们这代人在80年代时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但在80年代也有重新过青春期的感觉，至少我认识的朋友，包括冯亦代、李文俊、梅绍武等，在80年代都是这样，我们都想着要多引进一些新东西到国内。还有，80年代之后，我们能看外国电影、到国外去，在那以前，这些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青年作家

　　蔡骏：对童年的怀念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回忆或许有所偏颇。80年代是一个纯粹的年代，人们都比较单纯，仍然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状态和模式中，但那样的年代永远不会再来了，一如童年的遥远。

　　陈希我：80年代就是这么个时代，个人目的和崇高理想混合在一起，人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是理想还是私欲。那是一个头脑发热的时代，要现代化、要发展、要拼搏、要知识文化，有文化就有一切。

　　东西：那时候，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新闻业并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文学的种类样式繁多，有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即使人们读不懂，但依然允许其存在，各式各样的探索让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新的。

　　海外作家

　　恺蒂：整个80年代是我的学生时代，1981年开始在复旦附中读高中，1984年到复旦中文系读本科，1988年到复旦外语系读研究生，1991年硕士学位拿到，整个80年代也就结束了。80年代的文化热，高等学府自然是“重灾区”，特别是80年代中期，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不追流行歌手或电影明星，追的是艰涩难懂的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派文学。

　　老一辈翻译家

　　傅惟慈：80年代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西方作品，但到80年代，出版的作品范围更广、内容更深，除了影响很大的现代派作品，还包括一些福尔摩斯探案的通俗小说等等，也得以出版。所以，80年代的年轻人当然比我们那一代人幸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