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虐恋，还是人性？

　　早报记者 陈佳 实习生 潘存真责任编辑 黄维嘉

　　评论界和读者圈普遍认为当下小说流为庸俗，新生代作家艾伟的《爱人有罪》正是一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的作品。19日，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评论》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在沪上黄浦饭店举行。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一见的“赎罪”主题被艾伟固执地抓牢，作者本人也承认“这部小说很难写”。《人民日报》副主编李敬泽的看法不无道理，“爱人系列之一《爱人同志》的阅读显然没有难度，而阅读《爱人无罪》有着相当的难度。”中国人的传统里没有在“赎罪”这个问题上追根究底的习惯，而该部小说试图对“罪”进行没完没了的深究。在没有原罪文化的土壤里，艾伟企图完成对“罪”的探究，这显然是个极大的挑战。“到166页的时候作者终于求助于《圣经》。”艾伟在这页上写道，“上天不答应。”

　　尽管如此，《爱人有罪》还是写得比较成功。济南大学教授洪治纲认为：“在如何处理承担罪罚的问题上，最明显的是小说由很小的空间逐步发展到广阔的空间，把法律、伦理、社会上的问题转移到个人生命上来。”

　　把对小说的讨论一开始就引向“罪与罚”的深渊，显然忽略了人的自然本性在人物行为中起到的作用。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简单明了地总结了艾伟的小说为———典型的虐恋小说。“当鲁建虐待俞智丽时，她才会很兴奋。”人物行为的做出或者改变是通过“快感”来完成的，是“快感”操纵并完成了俞智丽接受前来复仇的鲁建全过程。

　　就连艾伟本人也在最后承认，“这不是宗教上的小说……这是一部写人的丰富性的小说，着眼于人物本身和快感———饥饿的时候产生了快感。社会为物欲的时代，人的本性被物质的诱惑掩盖起来，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揭开掩饰物还原人，人还是人，人只是被社会改变表面而已。”艾伟虽然没有明显摆明支持“虐恋”的态度，但他的观点似乎暗合了王教授的提法。

　　《爱人有罪》突破了先锋时期对心理的分析，由内到外，由心灵转到了日常生活。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小说的故事力度和叙述张力。与很多故事性极强却显得苍白的小说相比，《爱人有罪》完全颠倒过来，它的故事情节很破碎，但凭借作者很强的叙事能力，冷静地操控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化。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学者都毫不客气地指出，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把自由还给人物”。

　　据悉，艾伟将以小说《爱人再见》作为“爱人系列”的终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