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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马尔克斯是我“最了不起的学生”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3日09:02 新京报

  墨西哥大提琴大师普列埃多第三次访京与本报记者对话回忆与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私交

  

[人物]马尔克斯是我“最了不起的学生”

  对着大提琴的影子,普列埃多似乎也能演奏出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对话背景

  5月19日,第三次访京的墨西哥大提琴大师卡洛斯·普列埃多,在北京音乐厅献上了一晚自由而个性鲜明的当代音乐之夜。在演出前,普列埃多在墨西哥驻华使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到了他与20世纪重要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作家马尔克斯·加西亚的私交。

  卡洛斯·普列埃多曾于1979年和1985年在中国巡演。上一次的造访,他对当时的合作者、钢琴家鲍蕙荞的演奏印象深刻。

  此次来京他曾去信鲍蕙荞。希望再度合作,无奈双方档期冲突。5月19日晚,大提琴家手持制造于1720年的名琴“皮亚第”,先后献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以向这位良师益友100年诞辰致敬:“炫技”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推拉弹拨的繁复,令观众傻了眼。下半场主要演示了墨西哥几位当代最优秀作曲家的作品,包括中国首演的赫拉斯《港口曲》;加上阿根廷探戈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曲子,抒情性与舞蹈性兼有。

  普列埃多还临时加演了节目单上没有的中国作曲家陈怡之作《罗曼史》(Romanceofthe HsiaoandCh’in),广东音乐的痕迹与墨西哥人的散漫风格混合,颇有新意。

  人物

  普列埃多师从大提琴家皮埃尔·福尼埃的普列埃多,以首演多位拉美和欧洲作曲家的大提琴新作著称,并在传承大提琴保留曲目上居功至伟。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音乐笔记》中称:“至少50%的拉丁美洲大提琴保留曲目归功于普列托”。每隔两年,墨西哥国家艺术理事会和罗斯音乐学校会组织一次“卡洛斯·普列埃多国际大提琴比赛”。

  他的音乐成就给他带来众多的荣誉:曾获奥地利驻墨西哥大使授予的“莫扎特奖章”、法国“艺术和文学勋章”、纽约墨西哥文化学院授予的“成就奖”、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授予的“文化领袖嘉奖”。

  链接

  “皮亚第”名琴普列埃多从1979年开始拥有的这把“皮亚第”名琴,一直是大提琴家艺术造诣之外的关注点。这把琴因在1867年至1901年间由意大利杰出大提琴家皮亚第拥有而得名。许多演奏家往往不愿公开自己的名琴,以免树大招风遭窃贼觊觎。普列埃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甚至以这把“皮亚第”琴为主角,出版了《大提琴历险记———历史和回忆录》。该书的英文版今年也即将面世。在书中,普列埃多极不认同乐手与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所属”。他称自己只是“皮亚第”琴的托管者,能幸运地弹奏这些真正的艺术品,就必须精心养护它们,以确保乐器将来能以最佳状态传到后继者手中。

  肖斯塔科维奇对我音乐的影响最大

  新京报:你所拥有的琴制造于1720年,这一年刚好巴赫完成《大提琴无伴奏组曲》。

  你演奏的巴赫组曲很有名,这个巧合对你来说有没有特别之处?

  普列埃多:这么想,确实是发生在同一年里的事;但事实上这把琴已经按照当代演奏的需要改造过,音色和演奏要求已经不是巴赫时代的样子了。

  新京报:今年是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年纪念。听说你跟他曾有不少交往?

  普列埃多:1959年他作为苏联访问代表团一员去墨西哥,我第一次见到他。1962年我去苏联,之后不断去看他的音乐会。我不敢说我是他的朋友,但他不时会给我演奏的意见。他的《第一大提琴奏鸣曲》是题献给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后来他很慷慨地在原稿上写上我的名字,送给了我。

  新京报:肖斯塔科维奇对你有什么影响?

  普列埃多:对我的音乐生涯影响最大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他曾跟我讲过速度的快慢要求。我这次在北京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我十六、十七岁时在美国读书,当时第一次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立即被击中了———一个人喜欢一幅画、一首诗,原因是说不清的。我就是感到我跟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之间有很强烈的联系。就因为他,我开始学俄语,关注俄罗斯的音乐,爱上了俄国的文学。

  斯特拉文斯基只跟我去看过斗牛

  新京报:罗斯特洛波维奇和肖斯塔科维奇曾有父子一般的亲切关系,这是乐界的一段美谈。你跟斯特拉文斯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普列埃多:斯特拉文斯基是我家的世交。我小时候他就经常来我家做客。在音乐上,斯特拉文斯基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不过他从来没为大提琴创作过。但我很肯定的是:我是惟一一个跟他去看过西班牙斗牛的同伴。

  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他告诉我,他喜欢斗牛,是自从遇见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艺术家毕加索以后。我们也经常讨论绘画,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优秀的画家。1961年,斯特拉文斯基在离开俄罗斯50年后首次回去。在这之前,苏联的音乐评论家对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比如说他的作品是“教人堕落的,充满了西方资产阶级糜烂的调子”。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邀请我参加了他所有的排练和演出。

  马尔克斯是我“最了不起的学生”

  新京报:中国乐迷对拉丁美洲的古典作品认识不多,那里的音乐有什么特色之处?

  普列埃多:拉美范围很大,有十多个国家,音乐上的风格种类很多。现在也不像20世纪初以前,大家崇尚所谓民族主义的创作;如今的音乐创作有世界各地大一统的趋向。不过拉美的现代音乐仍然会有些拉美民间的影响在里面,像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探戈、弗拉明戈等。像这次我演奏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华丽探戈》,就是个典型。这首曲子我跟拍档昆纳塔以前录过,我们的录音是最早的。

  我一直以来跟很多作曲家打交道,想引起他们的兴趣,给大提琴写曲子。

  新京报:马友友也演奏过很多拉美音乐,你对他如何评价?

  普列埃多:他是当今非常了不起的大提琴家。他技术很好,同时他对一切都那么好奇。他演奏起来很有感染力。

  我们是好朋友。作为朋友,他很慷慨大方。

  新京报:我看过几幅照片,是你跟作家马尔克斯·加西亚抱着琴在一起的。你们的友谊是怎么开始的?

  普列埃多:马尔克斯长期住在墨西哥,他很喜欢古典音乐,尤其喜欢巴赫。于是有一次他听完我的音乐会就来找我,我把我拉的巴赫唱片送给他。后来有一天他来问我“怎么拉那玩意儿”。我就教他怎么拉琴,于是他开始拉,出来一些难听的噪音,以后我就把他称为我“最了不起的学生”。

  新京报:你们也谈文学吗?

  普列埃多:我有时候会跟他谈一些,不过文学不是我们主要的话题,更多的是谈音乐。我们什么都谈,经常会涉及政治话题,因为他是很关心时政的人。这次我来中国,他跟我说,我回到墨西哥以后一定要见面,他要听我对中国的印象。

  新京报:那你会对他说什么?你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普列埃多:1979年和1985年我来过两次,去过十几个城市。这次我再来,马尔克斯觉得中国肯定跟上两次很不一样。我对中国尤其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中国是惟一一个继续大踏步发展的文明古国。

  我的写作与音乐完全没有关系

  新京报:在大提琴以外,你一共写过六本书。写作和文学对你来说有多大意义?

  普列埃多:我从小就喜欢语言,学了七八种语言。这是跟音乐完全不同的,我不仅喜欢小说,也对历史书很感兴趣。但我的写作跟音乐之间完全没关系。

  新京报:你是从上世纪走过来的,见证了不少社会和音乐事件。对比过去,你觉不觉得古典音乐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普列埃多:不不,绝对不是这样的。首先我热爱音乐,我不分流行还是古典音乐,只要是好音乐我都接受。况且音乐对于人类的精神和思想都非常重要,古典音乐只会不断地变化,有新的形式,但其地位是永远都在的,不会消失的。尽管我们今天已经丢失了不少好传统,然而音乐已经发展了几千年,至今依然存在得好好的。

  我对此保持乐观,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在墨西哥创办了“卡洛斯·普列埃多国际大提琴比赛”。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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