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为新时期文学局面破冰

　　时过境迁，如今的张守仁回忆起20年前创办《十月》的情形，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人物名片

　　张守仁 1933年9月出生于上海崇明岛，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1961年起供职于《北京晚报》副刊部，1977年参与了《十月》杂志的创刊和组建，并一直在该杂志工作。曾任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

　　◇杂志档案

　　《十月》杂志1978年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创刊，创刊时为季刊。1980年获得刊号并正式改为双月刊。到1981年，该刊物的发行量已达60万份。

　　创刊初期的《十月》杂志，问世之初便带动了文学刊物热的兴起。

　　茅盾为创刊号写发刊词

　　严格说来，《十月》的创办人是三个：王世敏、我和章仲锷。我们是从1972年起陆续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文革”期间，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要写北京市劳动模范，就把一些人聚到一起，包括后来成为名家的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等，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成立了一个北京人民出版社。从沈阳调过来的王世敏担任了出版社文艺室主任，我和章仲锷就是一般的编辑，后来，我们还把刘心武也调了过来，这时他已经发表了《班主任》。

　　1977年7月份，王世敏、我和章仲锷到济南参加山东文联举办的一个会，山东省委领导做报告。因为夏天很热，我们三个人不愿意听这种很枯燥的报告，就到南郊宾馆外面的花园里聊天。大家就说，国家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文艺形势也会转变，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应该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大家都表示赞成并开始想刊名。先后想出的名字有“东方”、“东风”、“首都文学”等。后来，王世敏提出“十月”，我们都表示赞同。回来以后，王世敏就调了几个人做筹备工作。

　　当时仅有的文学刊物只有《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等月刊，没有一家大刊物。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没有刊号，大家就决定以书代刊（《十月》是季刊，到1980年有了刊号，才改为了正式的双月刊）。经过整整一年的筹备，《十月》终于在1978年8月份创刊了。我们用的是“文艺丛书”的名义出版，但是从外观上来说是杂志的样子。杂志社请一个书法家写了刊名，请茅盾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在小说方面刊登了陆柱国的《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写的冲破当时禁区的《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铁石老汉》。

　　一炮打响带动文学刊物热

　　第一期出来以后，影响很大，北京文艺圈的人奔走相告，新华社发了通稿。《爱情的位置》在电台广播之后，作者收到了5000封来信。半年之后，《收获》复刊，1979年秋，《当代》创刊。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

　　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题材的发展。我们把很多人介绍到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像江西的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陈世旭，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就是在《十月》发表的，我们就推荐他到文学讲习所。当时，蒋子龙、王安忆等近40人，都是文学讲习所第一期的，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当时的《十月》非常光彩，《人民文学》的一位副主编和我很熟，由于我们刊发了大量的好作品，他很吃惊，问我说，守仁，你们这个刊物是怎么办的？有时，我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峨眉山出差，都能看到我们的《十月》。当时，我们的杂志在国外的发行量就有2000份。我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发现那里有三份。

　　我们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当时几乎每一家刊物都要和我们交换，因为办得太出色了，刊物发表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非常多，我们也首创了出版社办文学刊物的模式。

　　约到《高山下的花环》

　　1982年4月，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来京参加总政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在大巴车上，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他约稿。李存葆向我讲了三个题材，其中一个就是《高山下的花环》（以下简称《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花环》最感兴趣。于是把自己的家庭地址抄给存葆，邀请他到家里长谈。在交谈中，李存葆讲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还讲了后来在《花环》中详细描写的三个细节（军长因为在战前有领导把儿子撤向后方而甩帽骂娘、梁三喜留下了血染的账单、两发没有发出的臭弹）。我听了认为这三个精彩的细节内涵丰富。我想，对这三个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交错，将会给这部小说展示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建议他放开手脚去写，冲破清规戒律，跨越好人好事的写作水平，把严酷的战争真相、鲜活的战士心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会议结束后，李存葆留在北京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社举办的小说读书班。他边读边构思，给未来的小说列了个人物表，就躲在文艺社图书楼里写起来。他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作《花环》，因为人物和情节已经烂熟于心，所以写作比较顺利，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我家里，希望我尽快处理。当晚我连夜阅读。翻完最后一页稿子，如同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我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

　　清晨，我带着这部稿子到了杂志社。当我详细介绍了《花环》的情节并宣读了我的审读报告后，整个编辑部立即行动起来，互相传阅，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全都看了一遍。

　　一致决定把它作为重点稿放在头条推出。1982年8月10日，我躲在家里编《高山下的花环》。

　　《花环》发表内幕

　　稿子编完，我们这里一个搞评论的同志，就说这个作品这么尖锐，要给作协党组书记冯牧看一下。冯牧读完，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稿，但由于他处在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觉得有些地方过于尖锐，提出了几条意见，建议作者做点删改。对于文学前辈冯牧的忧虑，我和存葆都能理解。存葆感到为难，问我怎么办。

　　我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把编好的稿子复印一份。存葆和我在复印稿上做了些删改，送给冯牧同志。冯牧看了删改稿把评论文章写了出来，送给编辑部。但当我发稿时，发的仍是没有删改的原稿。（此事我一直隐瞒着他）此事只有我和存葆知道，我不敢告诉出版社的领导。因为当时我已经打听到，当李存葆在《解放军文艺》社图书楼上写出了初稿时，文艺社小说组的同志和文艺社的领导曾拿去看过，都因为作品太尖锐而未敢表态。于是我在发稿时叮嘱编务，此稿的校样不要传出去，要严格控制。我最担心的是校样传到了某些胆小的领导手里，他们下令撤稿，使这篇作品中途夭折，不能和读者见面。冯牧的评论稿是1982年8月30日写出的。我们拿到评论稿后，于9月初把全部稿子送到车公庄新华印刷厂排字、印刷。

　　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此稿发往新华印刷厂不到十天，就有北影一位姓张的导演找到我家里，提出来北影要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我感到纳闷，那期刊物要到11月初才出版，我作为责任编辑，还未拿到初校，那位导演是怎么知道作品内容的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因受了作品内容的感染，提前偷偷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校样又经过复印，于是此稿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那位导演看到的就是工人偷印的校样。有关领导听到风声后要看校样，我说校样只有一份，并对编辑部的人说，校样不能给任何人。

　　刊物刚刚出版，我就陆续听到来自各处的消息：贺敬之在北京和平宾馆报告文学座谈会上说，《十月》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突破性的作品；《文艺报》副主编唐因称赞《花环》是解放30年来第一部写军队内部矛盾的优秀之作；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称《花环》是爆炸性的作品……

　　《高山下的花环》，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歌剧、话剧等，有的改编者通过我找李存葆，我把李存葆的联系方式告诉谢晋之后，他每两个小时给李存葆拍一个电报，要求自己来拍。两年后，我又向李存葆约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但消息被走漏了，解放军文艺社《昆仑》杂志的编辑追到烟台，要求把稿子给他们。李存葆把这一情况通过电话告诉了我。我考虑他是军人，今后长期在部队工作，就同意了。

　　这些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回想起来我和当时《十月》杂志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情形，心情仍然很激动。

　　口述：张守仁（曾参与创办《十月》杂志）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记者手记

　　一本文学杂志的兴起，直接取决于它所发表的作品。

　　《十月》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中如日中天，主要原因在于，它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并顺应了读者对文艺作品的诉求。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双月刊号称“四大名旦”：《当代》为正旦，《收获》为老旦，《花城》是花旦，《十月》是刀马旦。

　　所谓刀马旦，实际上是说发表的作品相对比较尖锐——事实正是如此，《十月》发表的《飞天》、《春雪》、《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都引起过争论。按照创刊人之一章仲锷的说法，“其中《飞天》可说是第一篇触及高级领导腐败特权丑恶行径的小说，震动很大……”引起争论的前提乃是揭示问题和矛盾，而争论则会引发关注。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从作品的发表，到引起争论，然后引发读者的关注，三种过程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它直接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热情。

　　说到今天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的现状，张守仁不胜唏嘘。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他对个中原因有着自己的看法。尽管没有明言，但他的看法显然与蔡恒平的说法“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