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司马迁也非“严肃史学家”

　　一种知识如果不能传播，就会枯死。普及历史知识，使历史在现代人眼中有一种鲜活的生气也应当是历史学者需要从事的工作。

　　这段时间易中天人如其名，其名声如日中天。人一出名了，说什么的都有，想必易先生很熟悉湖南乡下一句俗语：大路边打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

　　学界何须划分势力范围

　　其实说老易脱鞋不妥以及对其品读三国的种种非议，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人看到风光老易独好而不舒服。

　　尤其是中文系教授来讲历史，比正经学院里历史系的名教授还有影响，这和前不久刘心武讲红楼遭到“主流红学家”的批评道理一样。

　　今日学界中一些人，像山中的老虎靠小便气味来划分势力范围，是很可笑的事情，也是严肃的社科人文学术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孔子、孟子、司马迁这些古人属于哪些学科？就算是西方的教育学术制度传入中国后的一些学人，也很难划分他们属于哪个固定的学科，如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人。海峡那边还活着的柏杨，写杂文出身，可人家的《中国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照样畅销。

　　易中天“捞过了界”不应受到指责，说易中天“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可以拿出相应的史实来证明。至于说易中天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我想他担当不起。就算他谢绝电视台的邀请老老实实呆在书斋里，今日中国的社科、人文学界就不浮躁了？就不急功近利了？

　　司马迁也讲究通俗性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标准，司马迁都算不上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地描写秦始皇的老妈赵姬和吕不韦的通奸关系，有人评论道：“这位太史公是在写历史呢，还是在写小说呢？司马公这种写法，我们在《史记》上至少可以找到数十条，条条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之言，而太史公却以最生动的小说笔调，把它们写入最庄严的位居‘二十五史’之首的历史。”太史公只要考证秦皇母亲和吕不韦等人确有某种复杂的关系存在，那么就不必将他们之间交往的每个动作、每句话这类细节全部真实地呈现，否则这《史记》没法写了。

　　同样易中天说西汉也好，品三国也罢，只要依据公认的史料，不篡改历史事件，而在讲述细节中加一点现代语言，增强趣味性，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有何不可。

　　太史公写《史记》，也是为了更加生动，便于传播，所以用了很多小说家笔调。你让易中天在电视上一本正经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会惹得很多人马上换台。如向非历史专业的人士介绍历史，讲到户部尚书，加一句“相当现在的财政部长可比现在的财长权更大”，不是更通俗易懂了吗？

　　民众需要鲜活的历史知识

　　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庶民和精英的历史知识得来的渠道以及面貌是有分野的。那是因为古代学校教育是奢侈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读书应科考，他们就是士人，社会的精英。他们可以读到《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的书籍，他们认为正史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一些有见识的读书人却依据正史，掺杂传说和想象，创作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历史小说，这种不严肃的历史对小老百姓影响更大。大多数读书不多或者是文盲的草根人士，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柳敬亭这类说书人那里得到的。

　　因为中国稳定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精英和草根的分野也很明显，他们接受历史知识的渠道是井水不犯河水。说评书的影响不了修国史者的地位，修国史的人也不羡慕说评书的人气。

　　可随着教育的普及，民智大开，大多数人不满足于听评书或者看戏说的宫廷戏这种现代式评书，他们有了解真正历史的需求。那么用现代媒介，更大范围地、更生动地普及历史知识则有巨大的市场。考证孝庄皇后究竟哪天和多尔衮洞房花烛固然是学问，普及历史知识，使历史在现代人眼中有一种鲜活的生气也应当是历史学者需要从事的工作。既然有人清高地把这块地让出来，就不要瞧不起“捞过界”的人，比如像中文系教授易中天电视里面品三国，同样是学中文的李亚平写《大宋帝国政界往事》。

　　一种知识如果不能传播，就会枯死。钱穆当年为战国时期诸子生卒年代和史学界同行争论不休，可他花很大的精力写出了面向中学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的《国史大纲》。他在回忆录记述，抗战时他在西南的一次旅行中，于某个小店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火塘前看他的《国史大纲》，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司马迁活到今天，他会不会上央视大讲他的《史记》呢？我觉得有可能，因为电视的传播效果可能使他动心。从他写《史记》不避俚语、时尚语言，用小说笔调来看，他的写作充分考虑到传播的方便，而不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有学问的专家作研究的。

　　□李勇(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