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新经典PK老经典

　　何谓经典

　　几年前，我曾参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选工作。记得当时编委会的伙伴们提出的工作目标之一，是要将中外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些经典性作品引入小学生的阅读视野。而且很快，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目标，那就是，不仅要走近经典，而且要创造经典。

　　创造经典，这就是说，要通过我们的判断和选择，赏读和推荐，让一批优秀作品逐渐进入广大小读者的阅读视野，并逐渐接近或者最终能够进入经典作品的位置！

　　“创造经典”这样一个工作目标，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何谓经典？它具有何种特质？经典化是如何实现的？

　　老经典的当代尴尬

　　经典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从内容上说，经典作品总是浓缩隐含着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所形成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智成果，代表着人类或民族文化发展的某些不可复制或不可替代的智慧和方向。同时，经典又是经过人类阅读和精神建构过程中的随机拣选和时间长河的无情淘汰，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固定在人类精神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坐标上的。

　　于是，对于经典的某种尊崇和信赖，也就成了人类长久以来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态度之一。

　　儿童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历史地形成了一大批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儿童的精神发育和成长的经典名著。我曾经在《经典·经典意识》一文中认为，返顾整个儿童文学史，从历史的厚重帷幕后浮现出来的，首先不就是贝洛、安徒生、格林兄弟、卡洛尔、林格伦等人整理或创作的童话，还有凡尔纳、马克·吐温等人的小说那样的经典之作吗？正是这样一些作品，构成了一份值得儿童文学史骄傲和记忆的文学财富清单。提起它们，许多人就会有一种重新打开童年的心灵履历的难忘和激动。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甚至，在他们后来的阅读记忆中，这些作品都曾经那么深刻地参与并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建设，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宝贵的“精神的底子”。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经典的形成和确认毕竟与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阅读趣味、文化权力关系等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因此，对经典的认定以及传统经典作品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安徒生童话在儿童文学史上无疑拥有最为尊贵的经典位置，但是从读者的阅读实际看，其阅读地位却未必是完全相应的。十余年前，我曾看到过一份在欧洲一些国家阅读调查的结果报告，其中谈到安徒生童话，它在读者的阅读选择中所占据的位置排列在十几位，而并不是我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些更贴近当代儿童读者的、产生于较近时代的经典作品，则排在了相对靠前的位置。同样，我以为，如果以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为范围，罗列我们自己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话，那么，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冰心的书信体散文集《寄小读者》等一定会是榜上有名的。但是，我也想说，这些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早期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的经典性作品，在今天对于小读者的阅读价值肯定不如当年了。换句话说，它们的意义更多地是属于文学史的了。

　　造成传统经典的当代命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例如阅读环境的变化。从整体上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在逐渐丧失对于经典的尊宠和信奉，经典的神圣地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动摇。而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在削弱阻隔了传统经典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之后，又将一部一部的经典改头换面、加以颠覆和重新包装之后推向大众。于是在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正典尚未接触，许多小读者却已经被传统经典作品的颠覆版、搞笑版折腾得欢蹦乱跳。另一方面，从某些被奉为经典或名篇的作品自身看，其中的一些作品也在时代的变迁中逐渐显示出其不合时宜的尴尬来。比如50年代的小说名篇《罗文应的故事》在告诉小读者要学会自觉和克制的同时，却也可能抑制了儿童正当的好奇心理。50年代的另一个童话名篇《一只想飞的猫》中的主角希望自己能够飞翔，却飞不起来，最后只得到了大家的嘲笑。正如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这个故事让我产生一个联想：也许因羡慕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第一个说出想飞上天空的人，也像‘想飞的猫’一样，受到了许多人辛辣的嘲讽吧。但是，在飞机不仅上天，而且飞上月球的今天，当年嘲讽想飞上天空的人的人们，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他们当年对别人的嘲讽成了对自己的最大的讽刺。我想，《一只想飞的猫》中的那些嘲笑猫的，不敢越过现实半步的‘老实的鸭子’们的最终命运也是如此”。这两个例子也许都还算不上是经典作品，但他们至少都曾经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广有影响的名篇。

　　寻找新经典

　　一个编辑朋友问我：面对今天的儿童读者和阅读环境，我们可以为他们、为这个时代提供一些儿童文学的新经典吗？

　　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感和开放意识的发问。

　　“新经典”这一概念可以作两种理解。其一是指我们以今天的眼光，从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积存中，去发掘、命名新的经典性作品，或者说，是给那些过去未能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品以经典的位置。其二，“新经典”可能是指，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创作出具有经典品质、并且能够进入经典位置的儿童文学新作来。当然，“新经典”也可以是上述两种理解和产生途径相结合的产物。

　　以我对“经典”的理解，我以为，经典一般来说是属于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的，而不可能属于他的自然生命。如果一个作家自己宣布说，我的某部作品是经典之作，那肯定是要贻笑大方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时间的支撑和检验，经典之作的出现显然无从谈起。因此，所谓“新经典”的命名过程，我认为应该是对儿童文学史的一种重读的过程，一种基于当代眼光的发现过程。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文化史上是十分常见的。例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的《离骚》最初并未被列入“经”的范畴，后世才逐渐取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位置。《红楼梦》的经典化过程大抵也是如此。在儿童文学史上，林格伦的童话起初也不见容于当时教育界与文学界的保守力量，随着西方社会价值观、教育观和文学观的逐步变化，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童话才成为了当代儿童文学宝库中公认的经典之作。前述《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编委会所怀有的“创造经典”的工作理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

　　从当今世界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现实看，优秀的作家作品并不少见。例如凯斯特纳的小说和童话、达尔的数量庞大的长篇童话创作、图画书《爱心树》、《我的爸爸焦尼》，还有我们在《新语文读本》小学卷中所收录的许多优秀的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短篇佳作，如《大海的尽头在哪里》、《信》，中国作家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曹文轩的《草房子》等。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经典性作品的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汰洗，也许，未来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就会从这样的作品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