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都”到“废乡”

　　《秦腔》之后，贾平凹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反映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长篇小说。“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贾平凹坦言自己很迷茫

　　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贾平凹觉得，“从《浮躁》开始一路写下来，农村发生的任何事情———从土地承包改革到1990年代，我在作品里一步步都写过了。”

　　在诸多描写农村的作品中，贾平凹偏爱《秦腔》，并将其形容为“献给家乡的一块碑”。

　　贾平凹不会用电脑，坚持传统的手写，所以一部《秦腔》50万字，改抄了三遍，等于写了150万字，耗时一年零九个月。“《秦腔》耗去了我对农村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即使再写也写不好了。”贾平凹说。

　　人离开土地怎么办？《秦腔》写完一年的时间里，告别了土地和农村的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进城的农民。贾平凹为农村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忧虑；同时他也注意到，农民税赋减免之后，一些人又从城里回乡种地了。

　　对54岁的贾平凹来说，“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针对他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本人就是一位离开了土地的农民。

　　有一次，贾平凹对女儿诉说自己对土地的情感，不被理解，结果他当着女儿的面儿，将一撮泥土生生吞下。

　　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

　　记者：你怎样看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贾平凹：对于建设新农村我很振奋。“新农村建设”是大手笔，大战略，有人不了解现在的农村，在许多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划新的住宅区，建新房子，他们为此高兴，又担心，建议建新房子一定要个性设计呀，还要保护文物呀等等。

　　我个人觉得，个别地方可能会这样，但建设新农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能真正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那就已经不得了了。就西北来讲，据我所知，许多县财政十分紧张，甚至工资都难以发放，怎么可能给农村盖整齐划一的房子呢？我觉得，最切实的是先把农村的气聚好，聚人气，帮助农村发展生产力，帮助农村整修一下村容，修公路，建设卫生所，建设文化站，使农村生活好一点，活得安全一点。这里要不得喊空话，要不得搞形式，要专门去抓，去投资。

　　记者：你怎样看待目前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贾平凹：从长远看，农村的最好出路当然是走城市化道路，但是城市化道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它肯定要牺牲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但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就这么牺牲了吗？

　　所以，农村目前的现状，我从理性上能接受，从感性上又难以接受，“建设新农村”是不建设不行的问题。我希望“建设新农村”几年后，农民不再贫穷，能看起病，孩子能上得起学，村庄不那么破旧，能感到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然后一步步走向城市化。

　　记者：在小说以外，你怎样看待这20年来农村的现实变化？

　　贾平凹：我出生在农村，也当过数年农民，以前城乡差别大，土地责任制以后，农村确实欣欣向荣，那时我回故乡或是到别的农村去，真是兴奋，那时写了《鸡洼窝人家》、《腊月·正月》等一批作品，感情真挚而喜悦。

　　但这以后，国家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就停滞发展了，几乎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以至后来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就少了人气，村舍破败，粮食是多了，钱却少了，农耕资料价格上涨，看病上学难，税费过多，治安不好；我再去农村，感慨万千，心里很痛。治理这么个大国确实难啊，农村不改善不行，改善了一下，还有城市，抓了城市，农村就可以放一下了，可农村的问题又严重起来。

　　我不是决策人，若我是决策人，我也头痛，有些问题是要长远考虑的，有些问题就得头痛医头。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任何事情能将就着维持着往前走就行，是人裹着事、事裹着人往前走，日常小事是这样，治大国也是这样啊。

　　记者：根据你的观察，现在家乡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贾平凹：我当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子，草和树特别少，草一长出来就被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所有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那时候虽有困难，但特别有生气。这几年回去，草和树长得特别多，都是荒长，有潮湿阴冷的感觉，正当年的劳力、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村里尽剩下老弱病残，有些人家的地都荒了，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没有生气。

　　现在大部分农民的吃饭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方面应该说比以前要好，但是花钱还是紧张，手里老留不住闲钱。有些农民在公社化的时候，如果家里劳力多，口粮就多，每年的工分分红就可以攒着了。

　　现在，农村两极分化很严重，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很多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像孩子的学费啊、医疗、电费、化肥，乱七八糟的开支特别多。留在家里种地的，反倒不如进城打工的。

　　记者：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怎么样呢？

　　贾平凹：现在农村的风俗民情正在消失，以前的农村还有些精神生活，现在是彻底的没有了。风俗民情这些东西都是人在吃饱饭以后人身上散发一种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农村做饭一样，没有火自然也不会有烟。

　　就是过年，人也少得很，写春联的人家少了，村子也不热闹，没有了剧团，也没有人去杂耍，电影也看不到了，镇上的文化站、电影院、书店也垮了，只能到县上去看，惟一的生活就是看电视。

　　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记者：你对现在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怎么看？

　　贾平凹：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不管哪个国家，都分穷人和富人。比如我现在住城里，看着市政府每年用力最大的工作就是为了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仔细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所以，一部分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

　　社会有贫富才能进步，这也是社会规律。从长远看吧，应该走这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带来好多痛苦，但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必然要遇到的事，没办法。但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就会存在危险，就会有问题出现。

　　记者：你在城里住了几十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农村保持联系？

　　贾平凹：我老家还有人嘛，现在也经常有老家人来西安找我，比如看个病呀，办个希望小学，要个修路的资金……家乡人在城里打工的也特别多，也到我这儿来，所以村里发生啥事情我都知道。

　　我经常回乡到父亲坟上烧烧纸，到本族人家坐坐。村里现在上一辈人都已去世了，同一辈人都在外头打工，孩子都认不得我了。我每次回老家看我弟弟妹妹，都要路过我家那个村子。我的老房子现在让村里另一个人来住着。有一次回去，那家人男的不在，只有女的，她多少年没见我，连我也不认得了，问我你找谁？我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房子我找谁呢？后来她才想起来我是谁。

　　我上一辈的老人就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我母亲今年80了，老年人对遥远的事记忆特别清楚，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我写作的好多素材都是听我母亲无意中在那儿谈来的，来个家乡人她就不停地谈谁是怎么啦，很有意思。

　　“中国没有哪个人把这个事搞清楚”

　　记者：《秦腔》写的是“废乡”的过程，农民离开土地；你现在手里写的是民工，农民在城市里漂泊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写民工的新长篇和《秦腔》有什么内在联系？

　　贾平凹：新作，也可以说是《秦腔》的另一部吧。写这个小说的想法是在3年前，比《秦腔》还要早一些。其实在写《秦腔》时，我就有意积累关于民工的素材，但当时我还没想好怎么写，现在我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在这个作品里，我想表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

　　记者：你以什么方式了解民工的生活？

　　贾平凹：我故乡的农民进城的很多，当年那些乡镇企业家，有的已经破产了，有的就住在西安，再不回去了。而更多的农民来打工，拾破烂，送煤，干的都是最累最脏的活儿。他们干一年，春节回去，节过了再来。回去再不来的，往往是因为累残了，生病了。但是城里人看不起他们。

　　这些人中有我的亲戚、族人、中小学同学，我了解他们，我也去了许多拾破烂人的租住处，在那里吃饭、聊天，也为他们办过一些事。可以说，他们中99％的人混得不好，有的甚至是惨不忍睹，他们将来还是要回农村。

　　记者：你以前说过，“无法想象农民一味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未来会意味着什么。”现在决定写民工，是不是已经想清楚这个问题了？

　　贾平凹：以后怎么办？我寄希望他们能在城里改善状况，也寄希望于“新农村建设”。

　　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

　　记者：你对民工群体的未来乐观吗？

　　贾平凹：不乐观，好多事情想不清楚。人离开土地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现在有一批农民在城里讨生活，干些体力活，做点小生意，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虽然家里还有房子，还有土地，但是他多年不回去了。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也没想明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困惑。

　　我估计中国没有哪个人把这个事搞清楚了。我曾经说过，谁能解决当代农民问题，谁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记者：1971年，你19岁时被公社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得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仍然坚持说“我是农民”？

　　贾平凹：如果那时候大学不招工农兵学员，我也就在农村呆一辈子了。

　　在农村时，我经常想象城市里的幸福生活。但真正进城以后，我发现工作和生活还是有烦恼、痛苦。只不过前者是体力上的，后者是心灵上的。而且生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不管你走到啥地方都改不了，比如勤俭、节约等好多最基本的那种东西仍然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根深蒂固。

　　“贾平凹旧居”与我无关

　　记者：生活中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别人形容的那样，是虚荣心很强、很功利的一个人吗？

　　贾平凹：我口才不行，形象又不行，到大场合就怯场，老潇洒不起来。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很少讲话，因为咱不爱讲话，还说不了普通话。我在单位讲话，以前还在纸上提示几点才能讲话，现在好一点了，不用打提纲。

　　别人不了解我，拿他自己来推想我。就说写作，我这一辈子就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其实我对市场、赚钱这些东西不是很关心，我只在乎写我自己的作品，书写完了给出版社，怎么包装、设计、发行都是他们的事。

　　记者：但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大多数作家的梦想，难道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贾平凹：我现在写作完全是自由自在，不考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这是因为有我前面的作品畅销作铺垫，所以不管我写什么样的作品，都有人买来看。

　　我在1980年代就开始建立这种基础，到了1990年代《废都》出版之后，就可以更自由地写作了。

　　记者：一些报纸说的7000万投资建“贾平凹旧居”，你“当股东分成”的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明知道“政府是借我这块牌发展经济”，对自己名声不利，你为什么还要违心支持这个项目呢？

　　贾平凹：这个事完全是老家政府的行为，和我没关系。他们为了搞对外宣传，发展旅游经济，就拿我来说事。

　　他们在西安开了一个规划会，原本我是不想去的，可是以前的老县长和现在的领导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让我为老家经济建设出点力，你说我咋办？后来我出席了这个会，我也没说啥。从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对这个事情表态，也没有签字授权啥的，一切手续都是县上办的，但最后骂人都骂到了我头上。

　　对这个事情，我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个人，有时候就是太让了，甚至有点懦弱，别人有事情求我，我就拉不下情面拒绝，结果最后自己吃亏招人骂。但这个事儿我心里没愧疚的，因为这的确和我无关。

　　在此我要通过你们报纸辟谣，这个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更别说有什么股份。有些媒介就要跟你胡吵嚷，瞎说事，一些人不了解真相，就随便发表言论，批评我骂我。当然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但不了解基本事实就发表批评未免不负责任了。所以现在一般媒介采访我，我都是拒绝的。

　　记者：你好像也在新浪开博客了？还在韩寒白烨之争中跑到韩寒的博客上留言了。

　　贾平凹：这事就更无聊了。我现在还不会用电脑，连电脑也没有，我怎么可能到网络上去开博客呢？

　　前一阵有人在网上以我的名义写博客，我在报纸上发过声明，但一点用都没有，他照样以我名义开博客，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

　　现在除了盗版我的书，还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出书、画画、写书法，我再气愤也没办法，你去追究，根本就没有部门管这事，结果既影响自己情绪，又浪费时间，只能当没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