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幽灵：依然在聆听梦话

　　2006年5月6日，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他的思想，影响了人类一整个世纪。

　　弗洛伊德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精神活动的许多方面；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理性。

　　弗洛伊德其他核心的思想还包括：童年时代的感官体验，对于长大之后的成人生活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会简化成：梦，性，精神分析。这些思想的影响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了起起伏伏，至今它们仍然饱受争议。

　　这些争议包括：精神分析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它与今天正蓬勃发展的以实证为主的认知科学是什么关系？梦究竟是一堆神经元的活动，还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性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究竟占到什么样的地位？

　　这些争议同时也说明，它们仍然有影响力。今天，科学家正在用新的方法检验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以脑认知科学为主导，心理学依靠科学手段开始向人类的灵魂深处进军。

　　正如所有其他的理论一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将被改良并最终被取代——他的一些理论已经被取代了。

　　但是，无论最终解释它们的理论是什么，他的核心思想——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理性——都将继续活下去，也许将永远活下去。

　　仍未能解析的梦

　　尽管在一些人眼里，弗洛伊德自己一生都是在说梦话，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聆听他的梦话。

　　记者/曹红蓓

　　1895年夏，在维也纳森林天空大街旁的观景宫里，弗洛伊德完成了《伊尔玛注射的梦》。在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到：“你相信吗？有朝一日，这间房子旁的一块大理石板上会写着：希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于1895年7月24日在这里揭开了梦的秘密！”

　　又花费了五年时间后，弗洛伊德完成并出版了《梦的解析》。

　　2000年美国特纳出版公司做《20世纪人类全纪录》时，把1900年《梦的解析》的出版作为20世纪人类大事记的开端。

　　第一个把梦引入科学的人

　　弗洛伊德之前，梦先是在神秘幽暗的灵魂世界徘徊了数千年，继而又在1900年之前的科学史中被当成单纯无意义的肉体反应——在灵魂和肉体之间、传说和现实之间，梦的位置飘忽错乱。

　　1895年，在治疗精神症患者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与患者梦境的极大关联。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分析了1000多个病人的梦，并通过记录和追忆自己的梦而进行自我分析，从而提出了关于梦的理论。

　　“所有的梦都是有意义的。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康庄大道，是窥探人格最深处的线索。”弗洛伊德如此认为。

　　梦的本质是欲望的满足，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如著名的杀死小白狗梦例：一个女士梦见杀死一只小白狗，弗的分析结果为，在现实中，这个女士对一个皮肤很白的同性非常不满，于是在梦中，她把这个憎恨的对象化身为小白狗杀掉。

　　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把梦的意义带入科学视野并对其进行严肃考察的人，他把释梦看作是“了解潜意识的捷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最坚实的基础”。他声称：“如果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会这样回答：去研究你自己的梦。”

　　在自然科学中有这样的原则：只有两人以上同时观察到的现象才可信，并且这一现象必须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被重复，才有意义。如果按这个原则——至少是目前——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因为严格说来梦既不能由两个人同时看到，又不能重复。

　　而弗洛伊德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做梦人的回忆、讲述，以及大量的自由联想式的谈话，主观臆测成分大，难以量化，难以分门别类进行评价。正因为此，在弗洛伊德之后，仍有很多科学家把梦看作低级和无意义的东西，认为它们的来源不是精神过程，而是一些干扰睡眠的肉体过程。

　　中国林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朱建军，被同行称为“中国释梦第一人”。从1986年读心理学研究生时，朱就开始释梦，弗洛伊德是他最初的领路人。

　　“那时候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记梦，然后用弗的理论进行分析。”朱对本刊说。虽然在接触弗洛伊德理论一年后朱建军就转向了其他梦的理论，但他仍认为，精神分析强调的通过内省而获得资料的方法，是一种特别重要的训练。

　　“扎在《梦的解析》中的每一分钟都不是白费的，可以说那时睡觉学到的东西比醒时还多。”

　　朱建军说，心理学本来就有两个方向的研究传统：一是客观的，一是相对主观的。现今一些心理学者总是想模仿物理学，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越接近自然科学越好，这种倾向可称为心理学界的“牛顿羡慕”，对此他持反对态度。

　　“脑生化科学的发展虽然为梦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神经系统只是梦的载体而与梦本身关系不大，这正如一本书的内容和油墨的特征没关系。”朱认为心理学恰恰应该直接建立在内省现象学的基础上。

　　无论对弗洛伊德有怎样的质疑，在梦的研究方面，弗洛伊德确实成为一个起点。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从弗洛伊德出发，为证实他或否定他提出新的依据。

　　事实证明，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梦的研究沿着客观和主观两条道路都得到了发展，并在某些点上达到了默契。

　　来自科学的挑战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第一个用实证方法对梦进行研究的科学家。

　　20世纪20年代，巴甫洛夫用狗做条件反射试验时得出结论，认为梦的本质是“大脑神经细胞的无规律活动”——巴甫洛夫将那些无规律活动的神经细胞称为“警戒点”，它们负责在脑神经普遍抑制的状态中保持清醒，以备随时醒来。

　　在这种观点中，梦没有意义，它只是大脑的噪声。

　　巴甫洛夫梦理论问世后就屹立在弗洛伊德的对面。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科学界曾把巴氏观点奉为惟一正统。

　　到了20世纪30年代，脑电的发现及其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给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30年代到50年代，人们借助脑电观察到，脑内负责清醒/睡眠切换的，并非巴甫洛夫所说的“警戒点”，而是位于脑干的一个网状系统——这一发现表明：睡眠不是觉醒状态的终结，而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另一种形式的活动。

　　换言之，做梦是人的另一个脑在思考问题。由此，对梦的意义的考察便重新具有了实证价值。

　　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人睡眠时的快速眼动现象，而当快速眼动发生时，人就是在做梦。由睡眠过程的脑电图可推断，一个人每夜一般会做4～6个梦，累计用时1～2小时。快速眼动的发现使人们终于可以切实地抓住梦的踪影了，但这离揭示梦的意义还差得远。实证研究显示出的结果，始终与弗洛伊德理论若即若离。

　　沈政，北京大学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曾在电视讲座中宣称亲身参与过这样的试验：当受试者在睡眠中出现快速眼动现象时，用喷雾器将清水喷在他的头上，然后将他推醒问他梦见什么。受试者回答：“哎呀！这雨下得好大！”也有人说，不是下雨而是“在大海里游泳，我怎么游也游不动，很着急”。总之梦的内容离不开水。还有，实验者把受试者的小腿托起来折两下，再放平，之后将其推醒问他做了什么梦，这时候受试者主诉的梦几乎都和运动相关，要么是梦到有人追赶，要么是掉进深渊。

　　很自然地，这类由身体刺激造出的梦会被人用来否定弗洛伊德的观点——弗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

　　而辩解者则言称，弗洛伊德一直是承认外界刺激的，他指出梦的材料来自三方面：身体状态、日间印象和儿童期的经历。外界刺激固然能造出特定的梦，但这只能说明身体刺激是组成特定梦境的材料之一，而无法全面否定梦是欲望的满足。

　　60年代，脑电放大仪和计算机科学的介入，使包括梦在内的人类睡眠行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周仁来教授介绍了一些认知过程与睡眠关系的发现：人在睡眠时可能也经历着学习的过程，即把白天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存储、组织和加工，梦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实验表明，把正在做梦的受试者连续唤醒，受试者的记忆力会出现快速衰退，几天后会精神紊乱，负面影响甚至比把人从不做梦的深睡状态唤醒更严重。

　　作为坚持实证方法的认知学派学者，周仁来的工作恰恰就是要给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提供实证支持。周将希望寄托于功能性磁共振和神经成像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解码问题。即便梦的内容收集只能靠主观报告，只要有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记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不是不可能。”

　　周认为，在未来，通过某种解码技术，将梦的内容最终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出来，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几乎是必须的。

　　原始人的来信

　　精神分析学派是对梦最为重视的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派，也在对弗洛伊德进行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在朱建军看来，和弗洛伊德相比，荣格、弗洛姆等后世精神分析大师更深地发掘了梦的奥秘。

　　荣格释过数以万计的梦，他不认为梦仅仅是为了满足愿望，也不认为梦进行了什么伪装，梦展示出做梦者自己内心被忽视被压抑的一面，因此梦的本质不是愿望的满足，而是启示。

　　“曾经是弗洛伊德学生的荣格，确实是站在了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朱建军说。

　　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说。他指出，在人们的梦里，有时会出现极为相近的情节，孩子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做出有极为深刻的哲理和象征意义的梦。这是因为人类经历过的一切都在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留下了痕迹——这就是集体潜意识。不同人的集体潜意识中的内容是几乎相同的，因为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心灵史。

　　荣格关注到个人心灵蕴藏着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而弗洛姆则指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社会潜意识会在梦中出现，或在其他象征性的活动——比如畅销书主题或有巨大影响的电影等——中表现出来，成为流行的风尚。

　　朱建军研究了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梦的特点：“前一段常见‘赶不上火车’，近来‘考试’一类的梦增多。这些梦固然有多种可能的象征意义。不过常见的是：害怕‘赶不上机会’和‘面临考验’。”

　　虽然不同的主观派研究者将梦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推展，但是各家明确坚持的一点是，梦所用的语言是象征，而这种原始的表述方式几乎是解梦的惟一通路。

　　“在我们现代人熟悉的逻辑思维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思想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歌、梦、气功、宗教、精神病的妄想中可以看到集中的表现，这就是象征思维的能力。有人认为，在人类进化的这个岔路上，走向逻辑思维也许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选择。”朱建军对本刊说，正是基于此，他把梦形象地称为“原始人来信”。

　　关于梦的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梦的研究，在实证和主观两条梦路上，貌似渐行渐远。虽然如此，今天来看，它们还是在态度上取得了一些共识。

　　首先，解梦在心理学的临床治疗方面的作用基本得到了公认。心理学者和心理医生普遍相信的一点是，人们虽然不愿意对别人坦白内心，却不在意给别人讲一个自己的梦。对心理医生来说，一个梦所讲述的，也许比几次咨询中所了解到的还要多。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督导周振基告诉本刊，目前大部分临床的心理医生会用三种以上的心理学方法对病人进行整合治疗。就他本人来说，他通常是用精神分析法找出病因，然后用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方法进行治疗。

　　“在很多时候，找出病因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治疗的作用。”周说。多年来他在每一个案例的咨询中，都会留心搜集患者的梦。

　　关于梦，实证派和主观派的另一点共识是，梦已降为一般的科研目标。

　　“在心理学的浩瀚领域里，科学家们把潜意识看作是与感觉、知觉、注意、思维、语言等并列的心理活动，虽然是非决定性的因素。”周仁来对本刊这样说，在弗洛伊德提出梦的理论100多年后的今天，梦也许终于找到了它应处的位置。

　　“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遭遇饥渴年代

　　记者/黄艾禾

　　1981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雷颐听同学说，学校图书馆新到了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当即决定，马上把书借到手，下节课不上了，坐在图书馆抄书。之所以决定要旷课，是因为，他后面立刻又排了一圈同学，都在等着看这书。

　　那年头，萨特的书要比今天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更抢手。

　　所有的这些外国新潮思想的书，都打着“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大学生中流传。因为书太少，雷颐回忆说，他有时一抄就是半本。

　　文革后：“内部资料”

　　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也已经听说了弗洛伊德。他的老师张世英，早年间在西南联大时专攻黑格尔，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很快，“恋母情结”“潜意识”等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名词，成为朱正琳和同学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语。但是，朱正琳也是苦于找不到弗洛伊德的原著。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就是从萨特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刚刚从文革浩劫中摆脱，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时代。今天已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雷颐，这样评价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来自域外的思想著作的狂热需求：“当时人们要对导致产生文革的体制进行批判，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而那一代年轻人，严格来说，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们的学养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是以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去读书。也可以说，那时看到什么就抓来什么，抓来的东西或许就是杂乱的。这时候就发现，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资料’，常常是在书店的里间卖，那些都是从东欧和苏联传进来的一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僵化的制度进行批判的‘异端’思想著作，比如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波兰的沙夫的书。”

　　接着，就有了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内部资料”。朱正琳记得，他们圈子里一位朋友赵越胜，过生日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给他带来的一份厚礼让他惊喜万分——那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这套中译本很快就在朱正琳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开来。

　　实际上，在1984年前，中国大陆境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正式译著出版，饥不择食的人们，看的多是台湾出的中译本的影印本。

　　80年代：“文化丛书”

　　提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西学热”潮流中，这套丛书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从1983年这套书开始出版，到1988年，有人统计过，共计出版70余种，而它的计划是出一百种。当时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家里无不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究员王焱，作为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向记者叙述了这套书的缘起：

　　1980年到1981年初，当时在北京当一个普通编辑的金观涛，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先声。同时，社科院的另两位知识分子林春和李银河，在北京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她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在那里，也将金观涛的论文登出。在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最早出现的拨乱反正的声音。也就是说，最早的对僵化教条的批判，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

　　后来，金观涛又写出了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论文，金的妻子刘青峰还将她和金之间的通信，出了一本《公开的情书》，在年轻人里影响非常大。而当时的“三论”的影响之广，连刘再复研究文学批评时都用了这些理论，搞出“性格组合论”等等，风靡一时。

　　刘青峰的父亲，在中共内是一个部长级干部，而刘的哥哥刘茂才，当时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于是，刘青峰与金观涛，就挂靠在团中央青少年研究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书，这套书，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丛书，都是小开本，字数只有10来万。全是对西方最新的思潮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编译或是少数作者原创。

　　最先出的一批，包括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从数万跃至二十几万。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在今天看来比较“杂”，有的人，比如王歧山，现在成为了北京市长，有的仍留在学界成为著名学者，如丁学良、刘东，有的人，后来进了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在政治风波中沉浮。

　　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手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著。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早在1930年已经将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此次是将他的旧译著重新出版。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本名著《梦的解析》，最早的译本应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3月出版的，当时的书名译成《梦的释义》，译者张燕云，第一版的印数就是12万5千册。

　　张燕云后来去了美国。据一位认识他的心理学界人士说，张燕云在翻译此书时，还是心理学专业的圈外人，是在翻译了这书之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到美国去学心理学的。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难免会有诸多纰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是何等饥渴，何等急不可待。

　　弗洛伊德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但是在今天朱正琳回忆起来，“能够真正读完他的书的人很少”。“书有书的命运，”朱正琳说，“《梦的解析》在1899年出版，首印仅仅600本。几年后，弗洛伊德突然火了起来，出版商为了推他的书，就把他的书首印年份往后推迟一年，说成1900年，为的是说那是在新纪元出的。其实，弗洛伊德的书在出版十余年后，就已经被介绍进了中国，当时鲁迅等人受弗氏影响都很大。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来介绍弗洛伊德。后来它在中国销声匿迹。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又在中国成名。”

　　或许，一位在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的学子的回忆，可以为这种“弗氏狂热”画一个注脚：“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买一本人体的生理图册，搅尽脑汁，派一个人好像是不在意似地放下钱，拿起书就走，回到宿舍我们一拥而上抢着看……青春期教育的阙如，封闭年代的压抑，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这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当时对于外来的东西，真是照单全收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著名心理学家孙名之翻译的《释梦》，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学界被公认“站得住”的弗氏名著译作，为这一轮十余年的弗洛伊德出版热画了一个句号。

　　艺术家继续做梦

　　现在，最关心弗洛伊德的是谁？在美国，据说是宗教界，百老汇和好莱坞

　　记者/文晔

　　作为一种企图探索生命深层意义的“宗教”，弗洛伊德今天阴魂不散。这个游荡的幽灵，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魔镜，即使裂成碎片，仍在继续发言。

　　碎片与影子

　　弗洛伊德在自传里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歌德，他爱他浪漫主义的诗和他的浮士德。

　　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赤着脚奔跑在滚烫的沙地上，在癫狂状态创作出他浪漫主义的诗，他的“地球母亲”，而这一意象恰恰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启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在1918年断言：“艺术家比心理学家更多地讨论和接受了弗洛伊德。”20世纪文学史证实黑塞的判断，劳伦斯、茨威格、海明威、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大师虽属不同流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均显现了精神分析的色调。

　　五四时期，弗洛伊德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30年代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鲁迅的小说《补天》“取法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人和文学的缘起”；曹禺的《雷雨》第一次曲折地体现了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颇有节制地使用了具有精神分析学意味的象征物“马”(马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性快感”的意思)。

　　不过，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民众的兴趣显然不在精神方面，正像鲁迅嘲讽之语，“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40年代，弗洛伊德热就已冷却。

　　然而到了80年代，在西方被冷落了的弗洛伊德又无限风光地王者归来。这回，与其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坛，不如说是中国的接受者改造了他。

　　说起弗洛伊德的中国变体，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给记者讲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形记。

　　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故事的情节与“杀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相仿，只是照顾中国传统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将儿子变成了侄子。

　　1990年这部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影片《菊豆》，电影中，俄狄浦斯情结由“男性中心”向“女性中心”的转移，杨天白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而菊豆则凄凉地活下来，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王宁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看似随意，实际则掺进了某种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张艺谋有意或是无意地迎合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

　　当刘恒承认接受弗洛伊德观点，并将其糅合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另一些作家则矢口否认。当王安忆的“三恋”系列被众多批评家指责为对弗洛伊德的图解和模仿时，她回应说：“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

　　王宁认为，王安忆代表了阵容庞大的作者群，他们或道听途说，或略有所知，仅把对弗洛伊德的误读用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而这个作者群，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知名作家。

　　从鲁迅到王安忆，这些作品即使被误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对内心对非理性的好奇心，两度被弗洛伊德空前激发。

　　“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经过拉康、德理达的重新阐释，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各自理解，已经破裂成了碎片，你能看到这个影子，也能看到那个影子，但他还是在各个领域映照着我们的文化。”王宁说。

　　它无处不在

　　“弗洛伊德？十年前的事了。”即使写过《弗洛伊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专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却已不再看重这项研究——当弗洛伊德成为一种常识，成为文艺界的初级课本，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时，又何须解说？

　　且拿《无极》而言，观众虽然没有理解陈凯歌所说的什么尊严啊自由啊，但是所有人都看出了馒头的重要性。

　　影片结尾，陈凯歌借着无欢的嘴巴抖出包袱：因为倾城早年抢走那个馒头，毁了无欢做好人的机会，所以无极的世界才如此闹哄哄。从“馒头推动说”可以看出，陈也懂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原理，懂得童年的重要性，懂得压抑的移情和升华，懂得凝缩和象征。

　　如今，要得到这些常识，已不用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不用跟晦涩难懂的“拉康”较劲。惊世骇俗的音乐电影《迷墙》演绎了梦和现实的界与非界；加拿大天才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的《撞车》在疯狂做爱的背后埋伏了生死本能的竞相逐浪；画作《记忆的永恒》中变形的时钟融化了达利的梦和恐惧；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贯穿着精神分析的意旨。

　　后现代的玩笑

　　如果说“弗洛伊德是进入20世纪文学的绝妙入口”，那么到了“后现代”的21世纪，弗洛伊德作为一种常识还有先锋性可言吗？

　　“馒头事件”依然有趣。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里人们领教了后现代——对深度的拆解、消解，这正是它的典型特征。在《馒头》对《无极》的解构中，陈凯歌埋藏于馒头、黑衣、鲜花盔甲中的目的，被胡戈无情篡改。可以说，对馒头这一动因的嘲讽，无意中显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弗洛伊德的玩弄。

　　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潜意识，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机械论者，他将性和行为如同函数一般地机械对应起来，这样的因果对照，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比比皆是。重温《爱德华大夫》，故事中丝毫不差的对应解释显得乏味而肤浅。

　　这些图解精神分析的作品，都已成明日黄花。如果还有哪个作家写出《雷雨》般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只会落得像《无极》一般受嘲弄。不过，如果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无意识，也一样失败。

　　今天，探讨弗洛伊德对作家的影响，不妨引用霍夫曼在1957年评价弗洛伊德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时所说的话，“影响，与其说是显然可见的，不如说是隐含不显的。”

　　陈凯歌的忏悔

　　抛开文艺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读，回到原点，回到弗洛伊德的论著《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解释说：“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所有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文学是被压抑的本能的升华。

　　人们对压抑本能的还原和领悟，使观赏，成了一场心理游戏。

　　电影《无穷动》里四个女人啃鸡爪的姿态，方枪枪小朋友被李老师擦屁股的情节，或者仅仅是一只黑鹰飞过，象征无处不在，要求你若有所悟。

　　此时，作为常识的弗洛伊德如同幽灵，左右着我们对文化的解读。

　　以《荆轲刺秦王》来说——这或许又是一次误读，但如同心理侦破般充满刺激——在美国发行的DVD版的导演解说上，陈凯歌为自己在文革时对父亲陈怀恺的公开背叛做出忏悔。这使他在这部影片中亲自出演吕不韦的决定变得意味深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出演这一角色的部分原因是要向我的父亲致敬……你们将会看到，相国(吕不韦)和秦王(嬴政)之间的关系和我父亲与我当时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

　　这里，“相国和秦王之间”发生的是一个典型的“弑父”故事：吕不韦作为嬴政的生父，最终在嬴政的逼迫下自尽——翻过《史纪·吕不韦列传》的人都知道，这绝非《荆轲刺秦王》面向“西方观众”的杜撰。

　　显然，陈凯歌是将自己的经历投射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阐释上。他提到，在片场里准备角色时长逾三十分钟的静默伫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理解父亲。 我感到他正陪我在一起，就像以前一样……不知不觉，泪水就已经在我的眼睛里……”

　　电影中，秦王对吕不韦说：“相国，只要你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你的儿子。”此情此景中，观众感受着秦王弑父的萧杀，也体味着陈凯歌的伤痛，更联想到属于哈姆雷特或者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

　　此时，还有谁会计较俄狄浦斯情结的真伪？还有谁关注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反证？是他，丰富着我们对人性的解读，即使被忽悠了，那又怎样？

　　释梦之外，“泛性论”——即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性”中得到解释——是关于弗洛伊德又一个影响广泛又争议激烈的话题，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弗洛伊德在中国之所以那么热，是因为处于思想解放初期的几亿中国青年一起对他“意淫”。

　　一个天才的胡说八道？

　　正值150岁冥诞的弗洛伊德似乎又将在新一轮“争吵”当中进入“梦醒时分”——参与这场“争吵”的不乏当今世界神经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

　　记者/安然

　　“弗洛伊德50%是正确的，100%是错误的，”2006年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召开的“通向意识的科学”双年会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研究专家艾伦·霍布森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如此评价。

　　“说他正确，是因为他对梦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科学理论；说他错误，是因为通过现代神经生物学的方法对梦进行研究，发现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完全不足为信。”

　　霍布森的发言当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包括英国圣·巴塞洛缪学院及伦敦皇家医学院教授马克·索姆斯。

　　索姆斯和霍布森面对面的辩论，被看作是双方那场著名的笔战的“现场版”——2004年5月，索姆斯在颇有影响力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归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详尽阐述了现代神经科学为弗洛伊德理论找到的诸多新的证据。而霍布森则在另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归来？并非好梦一场》的文章中，对索姆斯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挑战。

　　微观上的真理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起点距离纯粹科学并不遥远——在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以前，他早年在实验室里对大脑神经细胞进行过许多研究，并且热衷于将“大脑的科学”和“思维的科学”结合起来。

　　但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觉得，当时的神经科学手段很难对病人的治疗有所建树——在他所处的年代，有关大脑的知识和技术很有限，当时的条件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人的动机、情感和精神症状的研究和理解之中。

　　“弗洛伊德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不是严密的科学实验，而仅仅是对病人的临床观察，同时还掺杂着理论上的推断。”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车文博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宏观上看不是科学的真理，但从微观上看确实有具体的真理性。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胡说八道，我看那也是‘天才的胡说八道’。”

　　比车文博更老一代的心理学家高觉敷，是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高先生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是在他97岁去世的那一年毕业的，他的这位“关门弟子”就是目前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的叶浩生。

　　“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都来自于对生活经验的推测，有些甚至是他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比如‘恋母情结’的概念，就是他从自己类似的心理体验中推导出来的”。叶浩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小说的因素。

　　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精神分析一直是主要的临床治疗模式，而现在的临床心理治疗，已经很少再用纯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了。

　　车文博分析说，正统、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耗费时间长，常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治疗费用昂贵，一些西方国家的保险公司更是急于否定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主张用简单、廉价的药物治疗来代替这种“宣泄疗法”。这些因素是精神分析治疗走向式微的原因之一。

　　而另一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之后，神经科学对人类思维和大脑的研究日趋成熟，药物治疗不断取得进展，精神疾病的生物研究取向逐渐超越了精神分析。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趋向衰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几乎变成了老古董——在心理学的新时代，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疾病是由幼儿时期不愉快的经历所造成的，而是按照精神药物学的理论，着重研究大脑内化学物质的不平衡。

　　1993年11月出版的一期《时代》周刊在封面报道中宣称，“弗洛伊德已经死去”。那时候，一些精神药物学家、行为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纷纷表示，精神分析是过时和错误的理论。

　　弗洛伊德并没有死去

　　就在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前夕，今年3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弗洛伊德没有死去》为题做了一次封面报道，单从标题上看，它像是在和10多年前的那期《时代》周刊论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埃里克·坎德尔在接受该刊采访时表示，精神分析学说存在的问题是深层次的，但这些问题不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而是由于后代的学者没有把它塑造成一门严格的、有生物学基础的科学。

　　坎德尔早年热衷于精神分析治疗，后来投入到对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并因此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今后随着它的发展，有可能会证明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现代神经科学实际上已经验证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理论，”叶浩生举例说，“无意识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决定我们日常思维、感觉和意志的心智过程，大多发生在无意识状态。而目前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确存在着无意识的精神活动。

　　例如，某些人由于脑外伤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形成记忆的脑区受到损伤，出现健忘症。患者虽然记不起受损后的事件，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受到“已经忘却”的事件的影响。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朱滢是研究记忆与认知的专家，他对记者解释说，比如，医生手里握着图钉跟健忘症的病人握手，病人由于记忆力丧失，他并不能记得这件事，但是此后每见到医生，病人就会出现躲避行为。这一现象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病人并不能说出他为什么要躲避。

　　当前，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借助磁共振等技术手段，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大量的精神活动是受无意识驱动的。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最近也得到脑成像技术的支持。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研究员艾伦·布劳恩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观察睡梦中的人，他发现大脑中主管情绪、性欲、攻击本能等精神活动的部位(这个部位叫做“边缘系统”)在梦中高度活跃；而主管延迟满足感、克制冲动等方面的大脑额叶皮层的活性在梦中减低。这一现象说明，我们平常抑制或者不自知的愿望和冲动，很可能在梦中得以满足。

　　上述发现可能改变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解释梦的主流观点——梦是与快速眼动期睡眠密切相关的，并由大脑中与情绪和动机无关的化学物质所驱动的。至此，神经科学对梦的解释似乎又回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框架当中。

　　压抑，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我们会主动把那些不愉快的信息排除在意识之外。比如幼小时候受到的创伤，长大后会忘记。如果这样的调整不能很好地实现，就会造成精神疾病。“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弗洛伊德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推测出来的。”朱滢说，“现在，压抑的机制，及其在大脑中的通路已经通过脑成像等方法找出来了。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明，弗洛伊德的推测是正确的，也是深奥的。”

　　心理学的十字路口

　　“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了与埃里克·坎德尔同样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贴切和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索姆斯在其文章中写道。

　　实际上，坎德尔一直主张，把现代神经科学和传统的心理学相结合，创建心理治疗学的“新的知识框架”。他说，“我们需要像证明药物的治疗作用那样，对心理治疗的方法进行生物学效应的评价。我想，这是心理治疗未来15年的主旋律。”弗洛伊德也一直表示：未来有一天，我们需要把精神分析和精神生物学结合在一起。

　　索姆斯相信，在新的知识框架内，弗洛伊德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大格局的把握，一定会扮演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分子遗传学领域中的角色。

　　弗洛伊德又回来了，而且不仅在理论上——世界上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试图整合互相独立而且经常敌对的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说。这些组织还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负责组织每年的年会，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刊物——《神经-精神分析》。该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尽是当代行为神经科学界的名人，弗洛伊德理论再度受到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并不是所有专家都乐观其成。索姆斯辩论的对手霍布森就表示，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而且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的方法来修修补补，都无法拯救它，这一理论需要彻底修正。

　　“神经科学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它所面临的危险是：我们仅仅处在山脚下，而人们却以为已经登上了山峰。这是一座大山，也许我们还需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攀登它。”早年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埃里克·坎德尔不久前谈到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时这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