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和他的“碑林-唐诗后著”

　　谷文达通过他的历时十年完成的“碑林－唐诗后著”对文本和文化的翻译作了一个视觉的陈述。这件大作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再翻译，而其文本被镌刻于50块大石碑上，同时也制作了50张拓片。它试图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以其血脉中传承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因子与英语世界对话。

　　石碑上的文本包括唐诗原文，英文翻译，英文版本的发音的中文回译，最后是艺术

　　《香港纪念碑》和翻译的最后版本之间的差异提示了一个文化研究学者不能忽视的现实，即误读甚至歪曲在这种翻译中常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文化交流中误读甚至歪曲乃属“自然”是谷文达在其艺术中第一次接触的课题。当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沟通中常常会有混淆，误解和挫折时，将一个古典的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以特定文化为底蕴的语言恐怕从来不像通过一个变压器将220伏特的电流转换成110伏特电流那么容易（国人到美国旅游访问给手机，数码相机等充电时一定得带上一个变压器，因为美国民用电的电压是110伏，反之亦然）。

　　“碑林-唐诗后著”的思路来自于艺术家对石碑–中国古代文献记录和书法艺术的承载者–的思考。和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雕刻家制作的镌刻着法规条文的“汉莫拉比石碑”相似，中国石碑记载历史事件，镌刻法律文本。不同的是，作为单一作品的“汉莫拉比石碑”包括文字和图像，而历史上大量出现的中国石碑则以文字为主，很少有图纹装饰。大约在唐代，书法艺术开始进入这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形式。虽然石碑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古代文字刻制的，比如书法因素较少的篆书，但以书法为中心的石碑直到唐代才出现，而此时正是中国文化史上诗歌，书法和碑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其文献记载的功能逐渐减弱，文学尤其是诗歌成为主要的文本时，石碑渐渐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坐落于历朝古都西安始建于宋代的“西安碑林”就是最著名的石碑“博物馆”。石碑成了结合文献记载，文学，书法和镌刻的中国文化和艺术话语的独特承载者。其外表的庄严感提示着它的权威性，而其材料的耐久和硬度则使之充满历史性和真实感。而从这种石碑上印下来的拓片也变得极有价值而被人以“法帖”名义收藏，学生们则每日临摹之以提高书法水准。教师们以这种拓片为文化和历史教材，因此刻制的石碑和竹简，丝绸与纸等平面媒体共同发挥了传统和历史师承的功能，在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尤其如此。

　　据说石碑最早出现在孔子的家乡鲁国，今山东曲阜。这种说法似乎表明石碑从一开始就是文化意涵的载体，因为孔子及其学说通常被视为中国文化话语的代表。谷文达意识到了石碑及其拓本在历史上所起的这种综合性的作用，他写道：

　　“中国人在历朝历代通过艺术性的墨本拓片和书籍承继和学习着历史和文化。虽然大部分古代的手写书法原作不复存在，那些刻制的精美石碑却留存下来。因此它们对于通过学习以掌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等等便变得十分重要。”

　　基于这种认识，谷文达选择了石碑来阐发他对文化身份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的理解。这一媒体似乎在中国文化中结晶，因而成了文化身份的一种典型而独特的载体。

　　在他的石碑作品中，谷文达试图重新思考他在80年代在宣纸上解构中国文字的反传统姿态。一开始，他计划将虚构的中国文字（主要是篆书形式），英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镌刻在石碑上，就像他在自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一直在做的“联合国”里的头发挂帘上的“文字”一样。石碑以其庄严的外表和权威感表现着儒教的方方面面，从而自然地成了中国性的注册商标。但在那些石碑中四种“文字”及其代表的文化被整合为一体了。

　　为了将其意图简洁化和清晰化，他把文字种类从四种减少到了两种，即世界上有着最多使用者的英文和中文（据统计，世界上前五种使用者最多的语言分别是汉语，11.2亿，英语，4.08亿，接下来是西班牙语，3.2亿，俄语，2.85亿，和法语2.65亿）。他选择了经典中国文学之一的唐诗作他的翻译和再翻译的文本或客体。从他选择的诗出发，他在维特·拜勒翻译出版的《玉山：中国唐诗三百首》找出对应的翻译文本，再把它们按英语发音“再翻译”成中文。最后他把这个英文发音中文版本按其“无意义”的意义又一次“翻译”成英文。

　　这里的翻译既非两种语言的平和交换，也非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可理解的转换。它是对使用者最多的两种语言间的不平等的交互作用的实验，这一实验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误读乃文化交流的常态。因为以中国文字为主的石碑这一媒介和结构的独特外观，谷文达作品的“翻译和再翻译”成了“西安碑林”的继续，它是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对“西安碑林”的当代诠释，因而它似乎成了在后殖民世界中中国文化所起作用的视觉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