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从加纳到联合国（下）

　　从短期合同开始

　　冷战时，位于中立的瑞士的日内瓦很快就以不同集团的代表们的会面地点而著称了。而联合国早已在那儿设立了其欧洲大本营。1961年秋天，当安南抵达日内瓦时，国际高级研究学院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影响范围遍及联合国。

　　联合国正处在创建阶段，随着殖民地的不断解放，成员国的数目急剧上升了。在纽约、日内瓦和其他地方，这一世界组织加上当时它已经存在的各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在内，正在招募大量的工作人员。一个来自加纳的年轻人有着值得注意的学业背景和三大洲的生活经历，正是合适不过的人选。

　　不久，联合国吸引了他的视线。1962年初夏，安南开始了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先是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他又获得了续约。实际上，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学业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甚至没有获得硕士文凭；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求学期间，除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外，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掌握了还算过得去的法语知识。

　　安南刚开始工作时的职位很低：他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行政与财政专家。作为预算干事，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距他离开不久的校园不远。他按照P1级别拿薪水，这是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

　　“一开始在联合国工作时，我原本只想待上两三年，然后回家做点别的事情。”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世界组织。他喜欢的是这种国际氛围。于是，他就待下来了，合同一个接着一个。安南在日内瓦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工作了三年，几乎可以这么说，“像是全世界的人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第一次接近权力中心

　　三年后，他实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经厌倦了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认为开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去。他想去非洲，“以帮助改善这一洲的形势。”在还无法具体知道哪儿有新职位的情况下离开了世卫组织。

　　在那几周的时间里，他寄发了大量的信件，应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职位。而就在等待未来雇主的回应时，安南和年轻的妻子蒂蒂前往欧洲旅行了数周之久。他们俩正是新婚燕尔。尽管未来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满意也相当快乐”，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决定。而且事实上，马上有好几个职位可供他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1965年，他从瑞士迁居至埃塞俄比亚，并和妻子在那儿一直待到70年代初。

　　1965年9月，安南在埃塞俄比亚接任新职位时，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才不过七年。它正处在建设与扩充阶段；对一名行政专家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安南在那儿从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终是在和人事打交道。

　　在埃塞俄比亚的那段日子里，他有时也从非洲故乡的脆弱的形势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政治活力。”因为年轻的非洲国家的新领导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亚的斯亚贝巴，他近距离地见过他们。于是，他渐渐发现，他青年时代的那些争取非洲自由和富裕的理想主义梦想，不可能如他想像的那么轻而易举地、尤其是那么迅速地得到实现。“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非常正确地做出判断，接下来的政治危机将会是什么。如果你收到了一位中央银行行长的应聘信，你就知道，他所在的那个国家一定出问题了。”他回忆道。

　　60年代末，有一年时间，安南中断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逗留，但并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纽约的大本营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门任职，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当时领导这个国际组织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

　　纽约的进修给他带来了晋升的机会：他成了那儿的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以后正式担任了这一职位。然后，又经过了一年的“非洲冒险”之后，他似乎准备着再作一次调动。恰恰在3O岁刚出头的时候，他陷入了内心的危机之中，开始寻找新的彼岸。

　　回炉进修，为使命而奋斗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一年管理课程。顺便说明一下，安南确实没有拿到过硕士文凭，为了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他也许还需要它。从多方面看，这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学里充电对他有益无害。

　　安南参加剑桥的这一“史隆基金学者项目”是专门为那些成熟老练的经理人安排的，可以让他们有一段时间专门从事动力问题、组织问题与领导问题的研究。到年底时，他已经学了一些管理理论方面的东西，此外还撰写了硕士论文。这篇论文运用赞比亚铜开采的案例论述了公私伙伴关系。谁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是，他又一次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发展中国家的主题上，而且是在非洲。

　　尽管学业要求很高，但安南还是“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一年”。暂时中断工作反倒让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内心危机。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去谋求薪金丰厚的职位，而是回到了联合国。“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嘲弄我，说是我到别的地方去肯定会赚到更多的钱。”当时和现在一样，在联合国你不可能积聚财产，但金钱并非他惟一的动力。“不错，那是理想主义的动机使然，”他回忆道，“在联合国工作并不仅仅是工作本身。这是一种使命。谁也不会为了成为富翁或者成为名人而到那里工作……”此外，到现在为止可以证明，他在这个世界组织中工作得很有进展，他不断地升迁，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

　　1976年，安南重新回联合国报到了，这一次是去纽约，担任人事负责人。和平时一样，他做事可靠、稳重，但并不显山露水。

　　对安南来说，他现在已经40岁了，无论如何，那些位居最低级别的岁月总算彻底结束了：1980年，他被派往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担任人事部主任。他现在分管着当时在难民署工作的大约2000名雇员。难民署负责世界上的背井离乡者和无家可归者。该组织在许多地区同时忙碌着，处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决的突发性危机。这就要求人们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应，就像那次在东南亚——那是70年代末，数千名船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了冒险的旅程；或者在非洲，当时索马里的无数难民纷纷逃难到了邻近国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为害怕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科菲·安南领导下的人事部方面永远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员，尤其是派遣负责劳工法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人员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当时的人事主任代表瓦尔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领导素质”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弗朗兹·约瑟夫·霍曼-赫林贝格也持同样的印象。因为他更新了整个人事管理，重新组织流程，给这个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职责范围之外，安南始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即便是任职多年的联合国职员也很少或者从没有听说过安南这个名字，除非他们和他本人有过接触。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已经超过40岁的他还会有一个辉煌的前程等待着他。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长期派往纽约，进入了联合国的核心。

　　曾经是单身爸爸

　　安南的生活总算重新安稳下来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他的职位还是频繁地调动着。那时候，80年代初，他的私生活重新恢复正常了，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要和瑞典女子娜内·拉格尔格伦结婚了。

　　安南不喜欢，也特别少地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的情况或者婚姻失败的原因。分手是前妻首先提出来的：她突然一走了之了。后来，她是愿意回心转意的，可是他不肯回头了。70年代末，他们各奔东西，那时两个人都40岁左右，正处在人到中年阶段。正如她叙述的那样，等到1983年他们最终离婚的时候，科菲·安南的生活中已经有了新的女友了：娜内·拉格尔格伦。一年后，他和她结婚。蒂蒂·安南没有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她的祖国尼日利亚，有时候她仍被认为是科菲·安南的妻子。“这是非洲的一种传统，你做过他的老婆，就永远是他的老婆。”尽管伴随他走过他最初的职业生涯，但蒂蒂并不为自己目前不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的身边而感到悲哀。“如果我注定能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今天一定就在那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说。

　　分手之后，这对前夫妇达成一致，儿子科乔留在父亲身边，上一所国际学校。半年后，安南请了一个女佣。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亲自到学校接儿子，把他带回家，自己却常常还要再回到办公室的写字台旁。

　　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他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巧妙地分配时间。

　　80年代中期，他在日内瓦认识同样离异的瑞典女子娜内·拉格尔格伦。她比安南小6岁，作为法学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和安南一样。她有一个女儿，她把她带在自己身边。

　　安南1983年调往纽约时，娜内在考虑了一阵后决定跟他一起去。安南当时是联合国管理事务部下属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两人在纽约结婚了。他们并没有去曼哈顿的任何一所教堂，而是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真正“孩子”，去了这一世界组织高楼对面的“联合国小教堂”里。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礼拜堂，有点昏暗、简陋，除了因为和联合国的关系而散发着国际性和多文化性的氛围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一对在联合国内认识的伴侣来说，这是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在他们的结婚照上，两个人看上去稍稍留下了7O年代的痕迹：一身非洲民族服装的打扮，他穿的是蓝色服装，她穿的是白色服装。新娘头发上戴着小花。她外表出众，和平时完全不同，而且看起来非常幸福——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至今还感到那么幸福。

　　摘自《科菲·安南》[德]弗里德里克·鲍尔著沈锡良译金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安南与夫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