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主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新哲学应当是一种具有本土化风格和民族化气派的哲学，一种具有中国化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的哲学，一种具有话语独立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学。

　　◆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广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现实的勇气，把各派哲学思想、各种哲学资源都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广阔理论背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会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哲学。

　　◆建构新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破解并超越中国现代哲学在现代化与民族性之间的这种二元景观和悖论谜局，建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使中国哲学从无休止的“学舌”和“失语”状态中超拔出来，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彻底走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幽谷，在与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催生出既与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发展要求的本土哲学，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富有战略意义的原创智慧。

　　近年来，学术界要求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呼声不绝于耳，且正声浪日隆。这种呼声反映了中国哲学内部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对其存在的问题的反思，反映了中国哲学对民族化哲学形态的渴求和对本土化哲学叙事的期盼，也代表了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国对自身文化意识与主体价值的觉醒和觉悟。对于这样一个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哲学课题，我们除了需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深思熟虑和合理筹划外，更重要的还需要从文化战略的层面来深谋远虑和睿智处之。

　　什么是新哲学？我们为什么要建构新哲学？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新哲学？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广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以放眼世界的胸襟、直面现实的勇气，破除某一学派或者某一学科对新哲学建构的话语霸权，把各派哲学思想、各种哲学资源都作为建构新哲学的广阔理论背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会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融铸出一体化的面向未来的新哲学。新哲学应当牢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通过对当代中国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深层诊断，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引导，为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式提供智慧韬略。因此，新哲学应当是一种具有本土化风格和民族化气派的哲学，一种具有中国化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的哲学，一种具有话语独立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哲学。

　　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建构这样一种新哲学，当然首先与现有的哲学理论和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弊病相关。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估体制等的不尽合理，一方面造成哲学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研究的学者，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孤立、封闭于自己所在专业或研究方向的狭小范围内，不仅缺乏相互交流，不了解其他专业的研究进展，而且很容易对其他专业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产生偏见甚至排斥；另一方面，体制化、数量化的学术管理方式，也把本应胸怀天下的“哲学家”变成了专业化、学院化的“哲学工作者”，使本应“改变世界”的哲学，蜕变为远离智慧、不问现实的“知识生产”活动，甚至是浅薄的概念游戏。其后果不仅使我们的哲学理论和哲学活动缺乏应有的抱负和魅力，甚至还引起人们对哲学的鄙夷、厌恶乃至唾弃。这样的哲学显然不可能具有时代的气息，更谈不上回应时代的问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以改变学科的尴尬状况，并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提升。

　　视野褊狭、脱离时代，还只是当前中国哲学所患病症的一些十分浅表的方面，更为致命的病症还在于，中国哲学由于缺乏自己的原创机制，无从产出自己的原创理论和原创叙事，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当下存在种种问题和乱象的总根源。而这又与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和成长的文化境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学科制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建立，是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哲学”东来以及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和经学研究中引入西式“哲学”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体制的结果。西方哲学凭借其强势的文化地位，以普遍哲学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中国传统思想场域中，成为建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规矩”和模子。“中国哲学”从学科初创直至今日，从概念术语到问题意识，从体系结构到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对西方哲学的模拟和仿照，其后果是使“中国哲学”从普遍哲学的殿堂自我放逐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脱离了西方哲学的“语法”和“词汇”，“中国哲学”根本就无法言谈哲学。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不可能是一种具有创造机能和原创气质的哲学，也不大可能是一种能够成就全球性、普遍性叙事的哲学。正因如此，现代中国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合理性”与“合法性”之类的质疑。新哲学的建构之被作为一个紧迫的任务提上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受此类质疑挑激和推迫的结果。

　　从文化境遇上来说，“中国哲学”在其学科创制阶段的以“西”释“中”或摄“中”入“西”，其实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冯友兰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曾经说过，哲学史的写作，从理论上来说，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从中国传统学问中找出某种“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写成一部《中国哲学史》；另一种是以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为标准，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至进而写成《西洋义理学史》。但就事实而言，我们只能有前一种选择，而无后一种可能。因为哲学史写作标准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或学理的问题。自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宰制之下，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只能被迫撤离自己的文化故土和精神家园，在一种“他者的镜像”中寻求自己的合法性定位，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其理论后果是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而其文化代价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原生生态被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被阻隔。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叙事与民族性背景之间竟呈一种渐行渐远之势，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哲学遭遇的一个谲诡而尴尬的二律背反。

　　建构新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破解并超越中国现代哲学在现代化与民族性之间的这种二元景观和悖论谜局，建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使中国哲学从无休止的“学舌”和“失语”状态中超拔出来，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并进而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普遍同质化倾向当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主性。这一哲学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时代，在现代化、世界化与本土化、民族化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格局的态势之下，不仅成为考验中华民族能否以古老的东方智慧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重要见证方式，而且对于提高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竞争力，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等，都将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建立当代中国新哲学，恢复中国哲学的文化自主，重构中国哲学的文化身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会面临许多困难。其关键点在于：一方面要恢复中国哲学的原生生态，实行中国传统精神生态的“退耕还林”，以重植中国哲学的“根”；另一方面，要摒弃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尽力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理解中国哲学，以再塑中国哲学的“魂”。只有找回了自己的根基和灵魂，承续起中国文化源自古圣道统的精神慧命，中国哲学才能真正激活自身的创造力，并拓展自己的生长空间。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地回到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立场，盲目地拒斥西方。在历史已经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为一种世界的历史、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这样一种条件下，试图固守传统的疆域，彻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联而建立一种纯粹的“中国哲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与世界历史的观念相应，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彻底走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幽谷，在与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催生出既与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发展要求的本土哲学，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富有战略意义的原创智慧。新哲学的建构还应当努力超越地域的封限，将我们民族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中去，以化解非西方思想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困限，把自己变成“普遍”哲学的“责任相关者”。惟如此，中国哲学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编后语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二级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不断深入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交流、对话、融通的呼声持续高涨，反映出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哲学（广义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深层关注与反思。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与深入，也有力地推动了哲学工作者对此问题的思考。中国哲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特殊的问题，同时思考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学术版”已陆续发表了多位学者的意见。欢迎学界朋友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