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本立院士谈科学道德

　　本书为中科院院士专家巡讲团的报告集，我们从中选出此篇，作者黄本立是光谱化学家，早年创立了一种新型双电弧光源。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国内第一套原子吸收光谱装置。70年代以来从事新光源ICP的应用及基础研究。

　　愚昧和反动制造着悲剧

　　我讲的题目是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问题。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行规，科技界和科学界也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有它的科学道德。从历史上来看，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因为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而受到迫害，或者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布鲁诺，因为传播哥白尼所描述的宇宙观，被宗教裁判所判了死刑。当时的死刑是把他绑在柱上活活地烧死。在他回答宣判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裁判官，当你在宣判我的死刑的时候，也许你比我接受它的时候更为恐惧，因为我说的是真理。所以他是视死如归。

　　布鲁诺所对抗的是中世纪的愚昧和反动，但是到了近代，这些愚昧和偏见还在制造着悲剧。20世纪以来，种族主义、反共政权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的迫害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爱因斯坦，在德国受到排犹的迫害。他后来到了美国。从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50年代去世的时候，他还是被美国怀疑为苏联间谍，被认为是一个“左”倾分子而监视起来，到死都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迫害，虽然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另外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像奥本海默，也是受到美国FBI的迫害，甚至最后被解雇了，理由是他的前妻的前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共产党员，把莫须有的一些罪名都加在他的身上。而更近一点就是李文，他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他是美籍华人，还是被怀疑是间谍，最后甚至被监禁了，他比奥本海默更惨。像这些都是20世纪所发生的对科学家的迫害事件。

　　在我们中国的科技界，有一些老一辈的德才兼备的优秀的科学家，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服从国家的需要，到几乎与世隔绝的基地去工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虽然到了耄耋之年，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科技工作的发展，科技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建议和倡议。比如说863计划，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要发展科学仪器研制，是王大珩等20多位院士提出来的倡议，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事物总是两面的，在我们中国，或者在世界上，科学技术界和教育界里面，也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败类。比如说我们国内就有很多所谓伪科学，像水变油啦，伪气功啦。

　　造假与贴金

　　由于近年来在各种媒体，或者期刊上出现了不少关于科学界的抄袭弄虚作假、歪曲或者是隐瞒事实等等的案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或者是科技人员，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该有禁忌的。另外一面我也谈谈个人的想法，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差不多两年多一点以前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Science（《科学》），现在都是以能够在上面发表文章为骄傲的。这么权威的杂志上头，在200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美国科学家MichaelLieber和他的同事们宣布撤回他的一篇关于RNA，DNA的一篇文章，因为文章的作者承认他更改了一些记录和其他的一些数据。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科技界非常重视，《科学》杂志甚至组织了两篇文章来评论他。都认为他了不起，结果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货。一般的第一作者都是年轻的，或者是博士后，或者是研究生，他自己可能是被迫承认。他做了手脚，所以他就撤回了这个，我非常赞赏Lieber教授这种勇气，他有勇气把他已经发表的文章撤回。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东北旧时期文化研究所，原来的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参与的40多处遗址全部造假，这个人造假持续了20年，是很惊人的。

　　除了这些造假的，还有的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危害性还是很大的，就是包装。有一些人就希望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希望打扮成神的样子，实在不成器的，做一个小罗汉也不错。所以做假证件的就遍地都是了。

　　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到美国奥委会主席鲍尔文女士，她就是因为她的学历被人家指出来是假的，所以不得不辞职。还好，她还算是有一点羞耻之心。我们中国有一些人，明明自己是假的，一跑了之，什么也不管。所以我说，假如我们做错了的话，要知耻近乎勇，你要知道自己错了，这是需要勇气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知错就好，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方面应该吸取一些教训。我们科技界要讲究科研道德，不要犯刚才讲的这些错误，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单单讲道德的约束力就不够了，要用法律，要绳之以法。

　　做科学研究的，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马马虎虎、信口开河，往脸上贴金，甚至无中生有，铤而走险，去抄袭剽窃，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国外发生了跟咱们有关系的案件——辽宁古盗鸟事件。辽西出土了很多化石，里头有不少恐龙化石。有一个老农，他就把两块化石，其中一块是一个古盗鸟的化石，为了卖个好价钱，把驰龙的一个尾巴接上去了。这个尾巴是一个小恐龙的尾巴，身是鸟的身。当时在古生物界就有人说，恐龙和鸟是进化两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怎么样也没有找到一个实物来证明这个事情。这样一块拼凑起来的化石，两个部分虽都是真的，拼凑起来就成了一个假货，结果这个东西被美国犹他州私立恐龙博物馆的一个馆长看到了。这下机会来了，他想：我拿到这个东西，我马上可以出名。接着他跟老农讨价还价，最后以五万美金成交。买化石不要紧，拿来玩玩算了。可这个馆长却组织人大张旗鼓地炒作。他找到美国的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叫《国家地理杂志》。它有一个副编辑，是搞美工的编辑，这个人叫Sloan，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他也认为机会来了，就跟馆长同流合污炒起来了，最后搞了很漂亮的一期杂志，有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假的就是假的，后来被中国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个在读的博士生徐星识破，给揭穿了。这是一个国际大玩笑，这种情况就是浮躁，想出名所引起来的笑话。

　　权威的危险是没人挑战

　　中国科学院非常重视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就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要求院士们要加强自身建设，率先垂范，以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科技界。我们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纪律准则》，总共有十条。在此之前，我在两年前就做过一个报告，其中提到所谓“十戒”，我们知道基督教里头有十戒的，莫杀人什么的，我现在说了第一条，莫作恶，莫抄袭，莫剽窃。不要造假，不要隐瞒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贡献，不要对自己的小东西炒作、捧。不要浮夸，不要吹牛，不要杜撰，无中生有，不要沾光，明明不是你的工作，你就不要伸手，不要硬把自己的名字贴上去，甚至进行学术行贿，或者是受贿，搞学术腐败。我想，中国科学院道德学术研究会就是体会到的的确确咱们国家有一些问题，所以提出来制定了科学道德纪律的准则。另外一个问题，倒不一定是造假，就是崇拜偶像，这个情况也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的。事实上，谁都有错，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亚里士多德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实所谓神是人造出来的。现在还有好多年轻人崇拜歌星，成了追星族，这个我看大可不必。省掉那个钱，省掉那个精力，好好念书不更好吗？2000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博士来中国，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权威的最大危险是没有人挑战。中国和德国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非常不愿意批判权威，权威不愿意接受批判，这就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了。在我看来挑战才是人生的真谛。这是赫克曼所讲的。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来看看历史。托马斯·杨是一个物理学家，他认为光是种波动，有波长，红光波长长，蓝光波长短，他这种学说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实验做出来的，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但是就算是有实验作为根据的理论，当时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因为牛顿认为光是粒子，一粒一粒的，大家没有同意他的说法，所以他就说：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万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弄错，他的权威（因为牛顿是一个科学的巨人），也许有的时候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当然我们要知道光，它是牛顿说的也对，就是粒子说，杨说的也对，即波动说，它是粒子用波动的形式在运动着。这个事情让我们认识到，看问题要看到两面，就像一个硬币一样。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较专门的，像光谱议。1889年，有一位年轻的HermannEbert提出来，认为设计很好，结果有一个权威叫Kayser，他是光谱学的权威，他写了一本光谱学大全，这里头就说这个设计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结果就把这个事情毙了，毙了50年。最后到1952年，在美国，有一位年轻人，他重新挖掘出来。这个设计从1955年就有人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一直到现在，咱们中国也仿照它。可见权威也好，或有经历的人也好，说话要特别注意。

　　再讲一讲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文章千古事，写科学论文特别要宁缺毋滥，不要滥竽充数。一旦你发现有错误，你一定要改，要更正。1981年我在国外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我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数据是一个超差的数据，误差太大了，在统计的时候，应该把它撇掉，但他没有，他认为这样可能可以客观点，结果算出来了。五年以后我发现了，我提出要更正，那个杂志的主编说：“好样的。”他赞了我这一句，就给我登了。所以你一旦有错，你一定要改正，这是对读者负责，这是对你自己负责。比萨斜塔为什么会斜？就是设计方面原因。设计者对当时比萨斜塔底下的地质情况不了解，好，倾斜了，他用错误的方法更正它，怎么办呢？这个倾斜了，不行不行，我在这里多摞几个砖，希望把它弄过来，它这个低了的话，我就要把它弄平。它不是砖，它是石头，这一来，它更重了，沉得更厉害，结果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到现在全世界投标，怎么样让它不要再斜下去了，所以这个事情有一点晚了。

　　摘自《科学与中国》路甬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