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翔和女儿严晓频

　　没有给晓频开过小灶

　　我有两个女儿，频儿和莲儿，她们相差8岁。同样的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在许多事情上从没让我和夫人过多的操心。与我当年一样，数理化是弱门，这也算是遗传因子吧。我是过来人，清醒的知道有些功课学了并不一定就用得上，只要用心了，努力了，就可以了。

　　让频儿搞文艺，是我夫妇二人思考多年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打算。据我们多年观察她具备了某些当演员的素质，将来也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演员，但我们从未流露，相反倒是不失时机的泼些冷水，我想如果泼不灭她心中艺术的火苗，也许更能激发出她的上进心。我和妻子徐帼莲当演员30多年，深知这个职业的被动和冷酷，能不涉足也许是上策。当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来上海招生，频儿主动提出要去报考，当时正值她高中毕业考试，她就读的又是上海重点，因此考虑再三，和她商定，以不影响毕业考试为前题，凭自己的实力去闯一下，看看在各方面是否经得住这样的考试，于是严晓频在繁重考试复习的紧张日程中，居然两边都没耽误。

　　人们常常问我是否给她开过小灶，有过什么特殊的辅导，其实没有，我只是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的给她一些告诫，帮她稳定情绪，临考那天早上送她出门还提醒她，考不取没关系，就当是去玩一次，去过一把投考高等艺术院校的瘾，我想这或许能多少消除一下她的杂念。谁知一试二试都顺利通过。这时我才意识到该给她加把劲了。三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她说了说演小品的要领，出了几个简单的小品题让她做做，似乎觉得她的感觉还不错，后来听说监考的几位老师看中了她的气质和素质，也应了我的设想：“老师要你，而不是你一厢情愿的要老师”，就这样她从高中一步跨入了高等学府，那年晓频只有17岁。

　　从小就是个刚强的孩子

　　晓频的童年处于动乱的“文革”时期，我上班虽然无非是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但是每天都得去。家中无人，只得把她送进全托的托儿所。我们送她去，她从未哭过。到我们去接她的时候，其他的小孩都走空了。只剩下一个阿姨在厨房里默默地洗碗。频儿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在喂一个比她还小的孩子吃饭，如今想到那时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哥哥因为某种原因断了生活来源，把孩子寄养在我这里。频儿有个小表兄，午饭也在我家吃。加上读小学的晓频有三个小孩。我总是给人家的孩子分多一点，自己的孩子分少点。晓频完全没有怨言，从不争多嫌少。她读中学的时候，中午带的饭盒都是她自己料理的，家里有什么剩菜带什么，未曾嫌过吃得太苦。

　　在人们眼中，她是个温文尔雅，书生气很浓，轻声轻气，好像与世无争的样子。其实，她还有直爽开朗和倔强执著的一面。上小学的第一天，我送她去了学校。谁知中午回来吃饭时，她对我说：“爸爸，老师叫你放学的时候去一次。”我心里一愣，刚开学有啥事啊？下午见了老师。老师说：“你女儿怎么这样自说自话呀？今天开学第一天，她就爬窗户。有门她不走，偏要从窗户中爬进来。”我有点不相信了。我想我频儿不至于调皮到这种程度啊！原来，那天上课铃响了，大家在门口拥挤着进来。有个同学突然说：“妈呀，我的东西落在操场里啦！”她仗义助人的老脾气来了，说：“不要紧，我帮你去拿！”二话没说，门口出不去，就从窗户爬了出去。捡到东西再爬进来的时候，恰好被刚进门的老师撞见了。好事变成了坏事。还有一次，她经常爱跳橡皮筋玩，那天我发现她的橡皮筋没有了，两手里却冒出几块很旧，不成样子的积木。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就是不说，实际是弄堂里另外一个大孩子与她作了交换。她们俩商量好，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就是父母问，也不能讲。我们再三追问，她就是不开口。她就是这样倔强。

　　晓频外表看起来文弱，而她性格却是刚强自负的。她小时候正是提倡不学无术的“文革”时期，而我们却盼望她将来能有一技之长。让她学拉小提琴。后来老师对我们说：晓频她教不了，学琴的时候老是唱反调。琴就学不成了。长大以后，她笑着说：她不愿学琴，就故意调皮不和老师配合。琴学不成，我们就送她到徐汇区少体校打了四年的篮球。那里是很艰苦的。一般是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球。我和她母亲去看过她，训练起来那严酷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而她却是非常的认真卖力，天天在太阳底下打球，冬去夏来她身上的内毒都发了出来，背上长出好几个小疖子，衬衣都脱不下来，全粘住了，老保姆帮她慢慢地脱，一个痂一个痂地揭下来。天天如此，但是怕我们着急不敢告诉我们。这方面她又是个内向，能吃苦的孩子。

　　艰苦的求学之路

　　晓频那时才17岁，毕竟还是个刚读过高中涉世不深的学生。入学考试的成绩是优异的，主考老师一致打了高分，她满怀激情地跨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可是不久，考验就来了。读二年级时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期。她的同学当中不乏演过戏、拍过影视剧的。有的已是小有名气的明星，排片断，构思小品都很有一套。相比之下，她感受到不小的差距，精神上产生了压力。若干年后，她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了这个阶段艰辛求学的经历。她说到，有一次课堂排练，老师觉得她的出场有问题就让她一次次的重来，也不知重来了多少次。她终于忍耐不住来了个总爆发：推开教室的门冲出去，一直跑到走廊尽头，对着窗户大哭不止。这时，老师也觉得似乎有些太过头了，派出晓频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出来劝说。可是晓频倔强的个性上来了，再怎么劝说，她仍执拗着不肯回去。

　　然而，经过这次总爆发，她宣泄了内心的积郁和委屈。说来奇怪，她的愁闷情绪和惧怕心理也同时一扫而空。而后，就以轻松而平常的心态走上排练场，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容易和简单了。当时她讲述这次经历的时候，我的心仿佛受到针刺，感到阵阵的震颤和酸楚。她的学习道路竟然如此艰难和坎坷！

　　此后，上影的宋崇导演邀她在《绞索下的交易》中饰演一个海关女检查员，展现了她自己特有的那种清纯亮丽的良好气质。毕业前夕，虽然在赶写论文，然而上影的包起成导演又邀请她在《女儿经》中演那个淳朴善良的小女儿蓓丽。应该感谢这两位导演，是他们给了她这样的机会，把她最好的青春年华和最水灵的清新纯美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电影胶片上了。

　　十多年的时光流逝而去，晓频当年的同学们都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大多数(包括那几位小明星)由于种种原因都已淡出演员行列。其时，晓频却意外地获得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出演女主角郭燕的机遇，并且成功地返回国内影坛，得到观众的厚爱。电影学院的一位摄影老师写过一篇短文，叙述了他看到晓频读书时所经受的艰苦磨练，当时很为她着急。看到她如今道路越走越宽很是高兴。

　　1988年晓频因演《太阳雨》与演《红高粱》的姜文一同荣获首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加上以往演过的好几部电影，她在观众中已是小有影响。但是，整个电影界已是风光不再，再也热不起来。几位评论界的朋友主动为她出谋划策，出路只有一条，演武侠片。如果演这种影片，肯定会产生轰动效应。然而频儿是个有抱负的、倔强的孩子。她说，假如非这样不可的话，她情愿放弃演艺生涯。她下定决心，说到做到，去美国与此前已在那里的丈夫团聚去了。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万分为她惋惜，却也无能为力。此一去整整三年，直到1993年随《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才第一次回国。

　　艺术上走向成熟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我，对自己的女儿，你们是否经常给她“开小灶”啊？我截然地说：绝对没有！只是有时读过她即将拍摄的剧本，偶尔给她作些提示。至于如何去体现，如何去完成，那就全靠她自己了。我是过来人，深知艺术这一门类，只有自己去参悟，才能把东西学到手。即使让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也不能时时刻刻跟着你。拍摄现场变化多端：有时妆已化好，但本子还没交出来，只有随机应变靠临场发挥。幸好，在实践中锻炼了她的悟性，这正是我所盼望的。频儿演戏，着重内心体验，加上自然的表演，看来清新明快有实感。必要时又有一定的爆发力。这就是她的优势。

　　频儿喜欢看书，颇有文学功底。她初去美国写回来的信极为生动，记者见了只字未改就拿去刊登了。女作家程乃珊也说晓频，叙事说话的方式本身就具备写小说的感觉。那一年《阿甘正传》在美国上映，她先睹为快，回国后在各种场合讲述她所受到的深切感受。北京著名女记者李尔葳当即邀她写稿。她埋头写了好几天，终于写成了。李尔葳看过稿子以后感动得流泪，连夜打来长途电话祝贺写得好。这篇文章就登在国内最大的电影画报《中国银幕》上。为此，我也希望她演好戏之外，拿起笔来也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她经常住在美国，那里有许多新鲜事物，有许多新的感受，为何不在闲暇时刻，把一些所见、所闻、所忆、所思写出来呢？在她说来，应该是驾轻就熟不费力气的，她平时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色的表达方式，都证明她的扎实文学功底。我劝说她、诱导她。她只是微笑不语。在这点上，她不像我。我时常写些东西，尽管知道自己不会写出惊人的作品，但是我有感触就往外拿。而她却不同，一定要花大功夫，要尽可能的好才行！也许她是对的，我却做不到。

　　然而，对于唱歌她却是情有独钟。唱的时候，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追求演唱时的外在华丽和形式，着重于内在情感的抒发，因此在演唱风格上自成一体。她唱的一首《温柔的听众》，由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成了MTV。这大概是她的处女作吧？当时，北京的一家公司与她签约，准备在一个时期推出两到三个演唱专辑。不料渐渐歌坛不景气了，虽然双方都作过一些努力，由于其它诸多方面的原因只能作罢。所以，目前来说，那首《温柔的听众》竟然成了绝唱。我虽惋惜她失去歌唱的继续发展机会，可也无可奈何！

　　前几个月在上海图书馆《黄佐临珍贵文献捐赠仪式》上，见到近年来不断提携频儿的著名导演黄蜀芹女士，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晓频的褒奖。她认为在即将播放的《上海沧桑》中，晓频的表演恐怕是她所扮演过的角色中最成功的了。在剧中，她的年龄跨度大，从三十岁演到七十岁不说，那些演她儿子的马晓伟、佟瑞欣和华明伟，本人年龄都比频儿大上约十岁，可她却在他们中间从整体把握上应付裕如。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在表演艺术，频儿已经趋于成熟了。

　　摘自《我行我书》严翔著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6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