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官员

　　脚踏实地唐英年

　　2003年8月，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打算。

　　唐英年是企业家出身，当过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在他看来，政府的账目犹如一个超

　　两年多来，唐英年在财政司长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他就任以来，每推出一项举措，事先都要广泛征求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事后通过电台和政府网页向市民解释；他还首创了一个预算案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诉求或意见。可说是恪尽职守，做足了“功课”。

　　唐英年平稳、务实的作风，深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投资建成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唐翔千每年总要回到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镇祭祖，这种家乡情怀对唐英年有着很深的影响。唐英年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履历表上的籍贯从来都写着“江苏无锡”。他坚持唐家对家乡的约定：“凡严家桥镇的公益事业，无论大小，唐姓负责一半。”多年来扶助家乡的教育、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从不间断。

　　唐英年十多岁就留学美国，从小就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性，也很有主见。1975年获得密西根大学文学士学位后，他返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纺织生意。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成功的，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

　　唐英年几年来也是公认的特首人选“黑马”之一，他曾对做此猜测的人笑称“我养的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对媒体表示，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当然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的能力；最后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当媒体指出“这五个条件您都具备”时，唐英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为小市民服务的何志平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将“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何志平从政前，曾任香港眼科医学会会长，是国际公认的眼科权威，曾为邓小平诊治过眼病。

　　何志平上任后的政绩，仅从立法会的记录中就可见一斑。《香港康体发展局(废除)条例》、《2001年赡养费欠款利息条例》、《村代表选举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以及《赌波(球)规范化条例》等，这些争议多年，分歧颇大的法例，均在何志平与同事们的努力下，赢得议员和社会的支持。

　　何志平笑称他所承担的工作就是深入地区基层，举凡文化、艺术、康乐体育、基础设施、博彩、人权、绿化工程，等等，都是在地区层面落实，推选，旨在提升市民生活的质量。

　　赌波(球)规范化是何志平一上任就接到的烫手山芋，社会上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各有理据，难分高下。他深知一些团体最担心病态赌徒和赌波(球)规范化后可能引起的青少年赌博问题，就频频现身各大团体，与教育界、宗教界、区议会和社会福利界深入讨论，并向市民清楚解释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方向。为体察社会福利界的忧虑，他还在深夜造访戒赌中心，了解病态赌徒的情况，为日后设立专门为之支援服务的“平和基金”打下基础。

　　何志平是特区政府中最早力主推动与内地融合的主要官员之一。他上任以来，不仅与泛珠三角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合作协议，而且与国家体育总局就体育合作达成协议，还与内地许多省市建立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在香港多元化的环境里，为官不易。对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认识：“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孝子慈父梁振英

　　在特区行政长官人选中，梁振英的呼声一直是很高的。他以孙中山的名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作答，强调自己只想恰如其分地做好行政会议成员的角色。

　　1993年，他创立测量师行，如今在香港、内地和台湾设有1O多个办事处，是中国内地首家独资境外房地产服务公司。

　　他还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代表全香港10个专业团体5万多专业人才。为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之外最大专业力量集结地的优势，梁振英过去几年不断组团北上，与内地对口单位互相交流，成功推动两地有关专业的资格互认、内地开放市场与香港专业人士联营等。

　　讲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香港许多人都以梁振英为范例。和曾荫权的出身很相似，梁振英的父亲也是警察。梁振英的童年时代，正是梁羽生和金庸等武侠小说应运而生的时候，而他却一本都没有看过。“父母管教严厉，认为武侠小说属于‘闲书’之流，不准看，免得浪费时间。”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像个“小老头”喜欢学大人读报。

　　梁振英学成后，放弃英国一份等待他上班的高薪位置，毅然返港。“我可能看中文书太多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觉得父母年老了，应该多陪伴他们。”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

　　梁振英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真情坦诚李国章

　　李国章在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并曾在香港中大医学院执教10多年。李国章当了中大校长后，虽然日理万机，仍然安排时间回医学院教书。听校长教书的名额只有3O个，但每次希望听课的学生很多，所以每组学生只可轮流派一人上课。曾听过李国章授课的学生说：“李校长是一个甚具吸引力的老师，上课好似讲单口相声。”

　　当了教统局局长的李国章经常到学校与学生真情对话。一次，10多名来自小三至小六的学生向他请教怎样才算成功时，他以一个故事回应：“五个指头有一天吵架，争着说自己最有用，拇指说人们说好时都举起它，食指说人们最常用到它，中指则说自己最长，无名指说人人结婚时都把戒指套在它上面，尾指说人人祷告拜神时自己最接近神。这故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善加发挥就能成功。”还有学生问他第一份工作做什么，他告诉他们，自己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在剑桥大学读医时在工地当散工。当时他是学校划艇队队员，教练要他增加体能训练，于是他就选择去工地抬砖，练体力的同时还可以赚外快，一举两得。

　　李国章认为文化的纽带很重要。他谈到，香港中文大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与内地大学有交流。那时候港英政府对中文大学的做法不太满意，说我们不应该与内地有交流。但我们坚持做。到八十年代内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内地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最近二十年我们有更多交流，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与香港的其他学校不同，在我们中文大学里讲普通话不是一个问题。

　　李国章和立法会议员、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曾荫权选举办公室主任李国宝是亲兄弟，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

　　李国章的夫人戴安娜是英国人，夫妇两人十分恩爱。李国章曾自爆“永远都是带着三分饥工作”。原因是夫人为了他的健康，不让他吃得太饱，每天给他预备的“爱心健康饭盒”只有生菜、牛油果、几只虾或带子，连面包也没有。难怪李国章常笑说希望有人请他吃顿饱饭。

　　慈善慷慨蒋丽莉

　　提起香港总商会常务副主席蒋丽莉，自然要提到她的父亲蒋震。蒋震是生产注塑机的香港震雄集团总裁，全世界每七台注塑机中，就有一台出自“震雄”。蒋丽莉从小个性独立坚强，13岁的时候就拿到奖学金孤身一人到美国去读书。回港后到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从学徒开始做起，一路从技术员工做到管理层，直至担任震雄的执行董事。

　　但是，蒋丽莉真正的理想是自己创业。1999年，蒋丽莉离开工作了10余年的震雄集团，先后创办了两家公司。蒋丽莉也因此成为蒋家七个孩子中惟一出来自己创业的。

　　在为人和对待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蒋丽莉深受父亲影响。蒋震笃信“家无三代富”的古训，经常训导子女们莫做不劳而获之人，而要对社会、对人生有强烈的责任感。199O年，已近古稀之年的蒋震将他拥有的香港震雄集团的全部股份——时值30多亿港币的资产，捐献出来成立了“蒋氏工业慈善基金”用于培养中国的工业技术专家。时隔不久，他又捐赠1200万元港币，在香港中文大学盖了一座“曙光楼”专供内地来港接受培训的人员住宿。培训人员的生活费、交通费也全部由他承付。

　　蒋丽莉一手协助父亲成立“蒋氏工业慈善基金”。和父亲的观点一样，她认为个人的富有并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认为拥有财富是理所当然的，只有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改善提升，全社会的财富才会持续增长。2002年，蒋丽莉决定捐出她的收入，成立她自己的慈善基金。基金主要针对年轻人，侧重于教育和传播健康、环保理念。

　　她也是山东省港澳台界别政协委员，曾带动近20名香港委员出资帮助没有经济能力上学的学生。蒋丽莉还在内地几家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理工大学、青岛化工学院塑料工程学院等。

　　摘自《领袖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记者)李大宏著新华出版社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