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平民生活

　　买房

　　老舍先生在五十岁之前住过何止八处十处，少说也有百余处，但称得上是自己的家的却不大数得出来。

　　老舍先生结婚很晚，三十二岁才成家。婚后他立即带着新娘子远走高飞，要自己组

　　这么一个恋家的人，“七七”事变后不久，突然失去了家，一个人跑到大后方，东迁西移，漂泊不定，一下子六年。他的苦闷、孤独和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他一个人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住在纽约的“大杂楼”里，如他自己写信给朋友们所说：“有家难回，像个丧家之犬。”

　　一九四九年底，老舍终于回到了故乡北京，不久家小也由重庆归来团聚，他便想买一所小房，安排一处安静的家。

　　那个时候，不兴自己买房，全是等着政府分配公房住。他自己当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吃、住、写作。可惜房间里没有写字桌，他便在梳妆台上对着大镜子写作，一边写一边照镜子，觉得很好玩。他发现先期到京的作家朋友们都住在宿舍楼里，或者几家人合住一座小四合院，大人叫，孩子闹，热热闹闹，但绝非写作佳境。

　　有一次，老舍先生碰见周恩来总理，便问能不能私人出钱买所小房——别的他都能忍受，唯独吵闹不行，写不出东西来。周恩来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老舍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当然可以，你买吧，没有问题。

　　老舍有点存蓄，是由美国带回来的稿费。那个时候，房子相当便宜，因为没有房屋市场，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房产主则害怕实行“共产”，房子只有卖的，几乎没买的。他的老同学卢松庵先生和老朋友张良辰先生替他在东城看好一所小房，要一百匹白布。老舍很爽快，对卢松庵说：“你看中就成了，我不看了，你作主吧，定下来赶快修修，早点搬过去。你受累了。”卢松庵先生办事热情、周到和熟练，非常像《老张的哲学》里的张大哥，手到擒来，全不费力气，小房稳稳当当地到了手，稍加修饰，能住人了。

　　老舍先生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这所小房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

　　养花

　　养花，大概是在老舍先生身上继承得最好的北京市民的爱好。老舍还小的时候，几乎家家都养花种树。在普通老百姓家里，三种植物是不可缺少的——枣树、石榴树和夹竹桃。那时老舍家里也有这三种植物。那棵老枣树现在还奇迹般地活着。凡是到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旧名“小羊圈”)八号去参观过的人，都还会见到它的风采。据现在的住户说，它太老了，已经不大结枣了。是啊，少说，它也有一百岁了。不过这位老寿星现在还相当硬朗，到了夏天，枝叶很茂盛。

　　老舍由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第一个工作是教育孩子。不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要教孩子们尊敬花。在他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古希腊人有花神，古远的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也把山、石、树当成神灵。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老舍，并不想把这些古朴的拜物教重新复活，但是他那种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情感，却是和古代人相通的。

　　老舍对花的态度终生未变。他当了作家之后，不论走到哪里，案头总要摆上一瓶花，让花陪伴着他。

　　养花栽树给老舍带来的欢乐是极大的。柿子熟了，要挨门挨户去送给朋友，叫“送树熟儿”。这本是北京的老风俗，解放后却很少有人再实行了，老舍还是坚持要这样办。好花招来了许多蜜蜂和蝴蝶，也吸引了许多赏花者。每到鲜花盛开时，特别是在节假日，必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老舍喜欢把朋友们留下来吃饭，饭菜都不高贵，但准有北京的风味。大家对酒当歌，开怀痛饮，大坛的绍兴老酒管够，忘乎所以时，不免有人溜到桌下去打呼噜。

　　好花也吸引了许多非文艺界的“哥们儿”：送牛奶的、送报的、修房的，街道上的老大爷和老大妈。听见动静儿，老舍必定要走出来迎接他们，还要请进客厅喝一碗“香片”。您要是夸哪种花好，过几天，老舍十之八九会抱两盆给您送上门去。看着朋友们拿去自己的劳动果实，老舍心里特别高兴，这就是乐趣！

　　老舍的“家宝”还有一大株昙花，一大棵银星海棠，一大盆腊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红、白、黄三种令箭荷花，一大丛太平花。叶浅予先生曾经画过一张老舍的速写像，画中老舍周围全是花，他像个老花神。

　　“画儿迷”

　　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

　　最早的收藏是在伦敦开始的，由于经济不富裕，仅收一些小画片，包括带画的明信片在内。他常常把这些画片寄回国来赠送朋友。

　　一九二九年夏天，老舍在归国途中，到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月，参观了不少国家知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古迹，购买了一批画册和画片，其中有伦勃朗、米开朗基罗等人的作品。后来，这批东西跟着他到了济南、青岛，写作教学之余常拿出来翻看。他很珍爱这些书，真的到了百看不厌的地步。可惜，抗战时，绝大部分丢在了济南，连同他的藏书，全军覆没，伤透了他的心。

　　老舍收藏的第一幅国画是白石老人的《雏鸡图》。那是一九三三年。许地山先生当时住在北京西城，离齐老人的跨车胡同住宅很近，而且和老人颇有交往。老舍便请许地山向齐老人求画，按当时的润笔付酬。这张《雏鸡图》是一幅精品，老舍如获至宝，喜爱得不得了，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

　　老舍到了武汉之后，和画家来往渐多，藏画也渐渐多了起来。最早出现在重庆阴暗小屋中的画有林风眠先生的山水，赵望云先生的乡间小景，徐悲鸿先生的雄鸡，还有沈尹默先生的字。最使老舍惋惜的要算张善子先生赠他的扇面了。善子先生善画虎，这幅扇面就是画了一只精彩的黑虎，老舍爱不释手。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决定携此“爱虎”同行，归来时晕晕然，竟将“黑虎”和钱包都给了车夫去“保管”。醒来后，懊悔不迭，每每说起，都要落泪。

　　老舍的个人藏画与日俱增是在解放后。家里客厅的西墙是他挂画的主要阵地，虽然仅能并列四幅中国画，但架不住他老换。在文艺界的朋友们之中，此墙获得了“老舍画墙”的美称。

　　老舍有幸和不少当代的大画家成为好友，北方的有徐悲鸿、齐白石、溥雪斋、于非瘖、陈半丁、李可染、叶浅予，南方的有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丰子恺、关山月、关良。老舍得了一批他们的赠画，又悄悄地买了一批他们的作品，于是，小小的“老舍画墙”就周转开了。

　　到老舍先生家作客，观画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公认的一大乐趣。如果谈得投机，老舍还会由书房壁橱里取出更多的画来展示，一边看一边充当讲解，他对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谈画也是莫大的享受，往往令人流连忘返。

　　下小馆

　　下小馆，现在听起来已经耳生了。这里所说的下小馆，还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老舍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谈话叙旧，你看我，我看你，倒更是主要的内容。对于外地来的朋友，则是尽地主之谊，小饭馆里聚会，凑上三五人，亲亲热热，痛痛快快，岂不妙哉！二是品尝风俗，吃点特别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老舍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

　　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的爱好之一。

　　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曾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北碚，老舍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解放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盘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声音又尖又高，简直不是唱而是喊：“清早起来，出得门来，大腿朝后，屁股朝前！”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老舍还很爱到小馆去“看饭”。别的京剧演员笃行“饱吹饿唱”的信条，唱完了戏再吃饭；马连良独反其道而行，实行“饱唱”，而且越饱越唱得好。老舍去看他的戏，必早到一两个小时，参观他如何贯彻这个“饱吃饱唱制”。只见马连良高高地蹲在一个大烤肉炉前，自己下手，边烤边吃，悠哉乐哉。老舍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温如先生嗓子好的秘密原来就在这里！”

　　老舍在许多饭馆里留下过他的墨迹，他的关于刀削面、猫耳朵、拔鱼儿的诗曾使它们的经营者“晋阳饭庄”大受其益，闻诗而来者络绎不绝。最有象征性的题词，大概莫过于北京最中心的一家著名餐厅门口的一对金光闪闪的大字——“仿膳”。“四人帮”时期，写匾者的名字被挖了去，如今，又在原处补刻了出来，那便是“老舍”二字。

　　摘自《老舍的平民生活》舒乙著华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21.00元

　　1952年时的老舍与胡絜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