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星生：我就是个花和尚

　　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捐献2300件藏品背后的成长历程及心境

　　■人物名片

　　叶星生：1948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

　　“别把我写得悲壮惨烈，其实我就是一个花和尚，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高兴。”

　　1948年出生的叶星生被广大的人群唤作“叶老”，这个称谓自他两年多以前被当作特殊人才从西藏引进北京藏学研究中心起，“住在部长楼，上下楼梯都有人扶着我，我也开始装叶老的感觉了。”

　　他人生的闪光肇始于1999年，叶星生将他在西藏30多年所珍藏的2300件藏品悉数捐赠给西藏……那是个价值8000多万人民币的捐献行为！

　　叶星生在北京的大房子里也处处是西藏文物，从他家的阳台窗户望出去，一大片土地正在开工动土，规划中要在2008年建立起一座面积为19000平米的中国藏学博物馆（暂定名）。叶星生认为这是一件对北京来说功德无量的事情，让那些对西藏感兴趣的人能够不到西藏就触摸到西藏的文化。

　　除此之外，西藏博物馆内也正在筹备建立永久性的“叶星生西藏民间艺术藏品馆”，当真都是流芳百世的荣誉———“我这个人一贯重荣誉、要认可，要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叶星生是好同志’，我就满足了。”他也不遮掩。

　　其实我就是一个花和尚

　　“好同志”叶星生对于这次采访的基调发表了他自己的要求：“别把我写得悲壮惨烈，其实我就是一个花和尚，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高兴。”同时，他对人生的历程还有如下一个流变观：人生来简单———为了生存而变得复杂———回归简单。

　　简单时期的叶星生：生在四川，长在西藏，六岁就跟随藏族继父抓糌粑、吃生肉、学藏语，13岁被带去西藏之后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西藏的山南地区，一直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那时走在路上，会脚上踢石子、跳起来摘叶子，生活过得太愉快了！”

　　然则，精神在童年期实际上是被压抑的，“我家庭出身不好，同学们得80分就能被表扬，我只有得到100分，老师才表扬。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荣誉和表扬，喜欢空的东西。”9岁的时候，叶星生第一次产生荣誉感，“我画的画儿被同院的老太太们赞美，我就自己掏钱去买纸买笔，画了画儿，还帮她们糊在窗户上，然后我经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听她们的赞扬，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产生莫大的幸福感。”

　　“1979年，举行文革之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机遇。”得不到上天厚待的人认定的奋斗原则是“所有的社会认可都源于自己艰苦卓绝的倍加努力”。于是，拼力去抓住机会，7天7夜的时间没有怎么合眼，他创作《赛牦牛》终于一炮打响，获得当年的西藏一等奖和全国美展二等奖。“没有《赛牦牛》，我没有资格作为画家出现，也不可能被选去人民大会堂画壁画。自从我在人民大会堂画壁画之后，我的画儿就开始赚钱了。”

　　在八角街留下的脚印相当于从成都到拉萨的往返

　　1990年，叶星生想建立私人博物馆，但努力的结果是健康每况愈下，藏品却离建立博物馆仍然距离太远。叶星生心灰意懒，打算接受一家四川公司的聘请。但临走前叶星生举办的一次展览感动了他，他看到一个藏族老太太带着孙子来看展览，不停絮叨说：“这是我爷爷用过的，我奶奶用过的。”他就好像顿悟了一般，原来他还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另外，叶星生长期感觉到有外国人在中国争夺民间文化市场，他就干脆把它们给捐了，让老外惊一次，看看还是他比他们牛！

　　热爱绘画的人大约都很难对身边的艺术品无动于衷，叶星生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他对八角街（西藏最著名的转经道和拉萨的旅行商业中心）的眷爱：“像女人逛街一样，我每天不去八角街就心慌，我在八角街留下的脚印相当于从成都到拉萨的往返。”

　　也不可回避地用“自私”来解释其行为。譬如，绘画唐卡的人都是默默不留名的艺术家，但他们是为了自己有美好来世而画———那种更大的野心与自私。收藏家把他喜爱的东西都扒拉到自己的身边，谁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呢？

　　叶星生有恳切的自我揭发：“说‘回报’和‘为了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都是现在人的说法，我开始收藏的时候，思想上并没有这个觉悟，纯粹就是自己喜欢。”然后，竟然有一次提到荣誉感———“我不觉得它们是财富，这是我精神上的寄托。觉得它们好像我的三宫六院，放在家里让我觉得踏实，精神特别骄傲，没有它们我就手足无措。而且当别人来看的时候，我就得意洋洋地接受别人的不断赞美，跟我小时候被赞美一样，那是一种荣誉的感觉。”

　　当然，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文革砸四旧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如果不是那么被毁灭，我不会有紧迫感。”收藏数量不可遏止地上升……直到“一个人有10个孩子就会累得不行，我有2000多个孩子！好家伙！两个仓库堆得满满的！我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是玩它们，有它们在我就会安然入睡，它们像我的老婆和孩子，后来收藏得越来越多，就玩不动了，玩的是另外一种心态，玩的是关着门数数，看数量上有没有少？哪些需要修复？”

　　加之有过两次被偷的经历，压力大得他出去开会的时候，永远没有踏实过，总是觉得“孩子”在家、“老婆”在家，老是半夜做梦惊叫“失火了”、“东西被盗了”，朋友都说：“你这样开什么会，赶紧回去吧！”因此他决定要换一个活法……

　　■对话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新京报：你正在主持筹建中国藏学博物馆，藏品从哪里来？

　　叶星生：我自己现在有3000多件藏品，但建立一个博物馆至少需要上万件，大家也正在开会研讨这个问题。我这次可能不会把我现在的藏品全部捐献出去，因为捐献也会带来坏处———现在这世道是做好事不容易，有些人会说我捐赠是别有用心。我正在思考如何让我的藏品发挥作用，但现在不一定就是捐赠的形式了。

　　新京报：你就从没想把藏品转卖给其他收藏家？

　　叶星生：做买卖太累了。

　　我相信好人有好报，现在国家给我这么好的条件，真是老天有眼，我的人生结果非常好，我无怨无悔。

　　新京报：你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

　　叶星生：我也开始变得浮躁了、沉重了。我每天都在盼望一个理想，就是躲进深山老林，画画写作，真是梦寐以求。

　　新京报：这个理想很难实现吗？

　　叶星生：我现在尽管有荣誉，但心情很沉重，我是骑虎难下。当年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快乐。可是我奋斗拼搏40多年让我背了很多成果，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我每天连保证5个小时睡眠都不够，所以我讨不到老婆，谁都适应不了我。可是，北京研究西藏文物的专家可能还不足七八个，我想我还是需要带几个研究生，把我掌握的知识传递下去。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