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的《流民图》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作。而这件经典之作曾刊发于20世纪40年代 初的《杂志》，却是鲜为人知的事。
1942年9月的《杂志》刊出了一篇吴诚之采写的《蒋兆和在上海》的报道，并随文刊出了二张图片。这两幅图片背后的意义皆非一般，蒋兆和的油画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在1929年上海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徐悲鸿 给予蒋兆和很
大的赞许，鼓励他“在艺术上要走写实的路。”正是这幅画，奠定了蒋兆和成名的道路，也坚定了他一生致力水墨人物画创作的艺术原则。《杂志》上的这幅《车夫》也是黄包车夫题材，但已不是油画，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底层人物”代言画家蒋兆和。
另一张不是画而是照片，是蒋兆和1941年9月在日本次展览使得“长27米、高2米”的巨作《流民图》遭遇到了比禁展更可怕的万劫不复的千古遗恨。展了一星期，《流民图》被一强权者“借”走，这一“借”就没再还回来（1953年，《流民图》神奇地出现并回到蒋兆和手里，不幸的是，27米的长卷只剩下一半约14米的残卷了，另一半至今下落不明）。幸而蒋兆和在画卷完成后印制了50套照片，并留下10张玻璃底版，才为以后的补画和复制留下可能。在当年，《杂志》连续两期刊出全卷本《流民图》，成为最早刊登这幅名画的刊物，其珍贵的资料性不言而喻。
《杂志》在图片上标示的是“后流民图”，我对这个“后”字一直不解，为什么要加这个“后”字，为什么别的资料上说到《流民图》没有这个字？其实答案就藏在《杂志》的“杂志信箱”里，这个版面用的是最小号字体，读起来非常费劲没有耐心一字一字读完。当年也有一位读者（苏州的李竹先生）和我有一样的疑问，“杂志信箱”作答：“宋朝的郑侠曾作流民图，本刊前载蒋兆和先生的后流民图就是指继郑侠流民图而作的，故称后流民图，所以只有郑侠的流民图，并没有什么‘前流民图’。”
( 谢其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