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呼吁“个人改变世界”

　　伯恩斯坦（上图）在《如何改变世界》（下图）中强调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企业家”们对世界变革做出的贡献。他认为，每个“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曹雪萍）普通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如何改变世界》给出了肯定答案。7月16日，该书作者，擅长变革题材的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再次强调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企业家”们对世界变革做出的贡献。

　　“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意味着什么。伯恩斯坦在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人的身体，那么“社会企业家”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先于“大脑”发现被感染的部位，并努力在问题变复杂之前将“细菌”消灭。

　　《如何改变世界》讲述的就是这些卓越个体引人入胜的故事，为民营部门提供了一本“卓越指南”。在南非，叫维洛尼卡·霍萨的女人发展出了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人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美国，詹姆斯·格兰特领导和“行销”了一场全球儿童免疫运动，挽救了2500万个生命。

　　已经在公众面前消失三年多的昔日“打工皇后”吴士宏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译者。吴士宏表示，她曾翻译了书中提到的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创始人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比较两本书，《穷人的银行家》像是一个精神案例，浓缩了尤努斯30年创业的精华；《如何改变世界》则更像是一个速成的MBA课程，注重各种行业实际案例。

　　研讨会上，吴士宏还强调，目前中国最需要“蓝图复制”，能有该书中提到的现成的经验和产品让大家进行大范围复制，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如何改变世界》策划人严搏非表示，“对那些追求在世上留下一个正面印记的人而言，这既是一本激励读物也是一本行动指南。它将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伯恩斯坦专访

　　“用商人的头脑，做公益事业”

　　“社会企业家”就像人体免疫系统

　　新京报：《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一个新名词———“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我看到你书里所讲的大量案例，那些人做的事都是公益事业，但为什么要把他们说成是“企业家”？

　　伯恩斯坦：我所强调的是，那些有着商人天赋的人将他们经营企业的技能运用到与社会革新相关的事业中去。

　　“社会企业家”首先一定是务实的人。其次，他们不投机，不放弃，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人受到“社会良心”（social conscientiousness）的驱使，就像商人受到利润驱使一样。

　　新京报：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家”是用商人的头脑，做公益事业？

　　伯恩斯坦：对。其实我非常关注如何在“商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之间搭建桥梁。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只有商人才能做社会企业家，也不要觉得商人把手头上的“闲钱”变成“善款”就变成社会企业家了———他必须带来变革，要改变某个既定模式，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人的身体，那么“社会企业家”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先于“大脑”发现被感染的部位，并努力在问题变复杂之前将“细菌”消灭。

　　“个人”改变世界不是天方夜谭

　　新京报：据说为了完成这本书你花了6年时间，在全世界各地寻访和调查？

　　伯恩斯坦：我对这个领域关注始于1991年。那个时候我在《纽约日报》做记者，天天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后来得到机会去孟加拉采访一个叫做“格莱珉”的乡村银行（GrameenBank），我发现这家银行只给最贫穷的妇女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而且每笔数额也非常小，有的大约只有几美元。在我采访的那个时期，他们的借贷人数已经达到50万！

　　后来，随着见识不断拓宽，我开始想要记录尤努斯以外的其他人和组织，于是辞职，着手写建议书，申请资助……跑了将近10个国家，走访了各种不同的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人和组织。

　　新京报：尤努斯先生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Bankerto thePoor）如今也被引进中国了，我读完的感觉是———尤努斯的文字很冷静，善于怀疑，并且有大量细节和数据。而你的《如何改变世界》似乎更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更乐于说服别人，充满了诸如“理想”、“同情”、“努力”这样的词。

　　伯恩斯坦：我就是想告诉人们，每个“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这绝不是天方夜谭。

　　书里那些例子就是明证。他们都是普通人，教师、记者、母亲……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成为可以被借鉴和复制的事业。

　　谁说凭热情和同情做事不可靠？

　　新京报：我注意你在书中提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正在世界上出现……它根植于情感的共鸣中，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是需要的。”怎么理解“情感的共鸣”？

　　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多地依赖法治和理性吗？”情感”听上去不像一个可靠稳定的词。

　　伯恩斯坦：即使是法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加拿大直到现在还有地方法律禁止咖啡馆在门外走廊设座椅———那是19世纪为了防止马匹路过带来病菌而制定的……社会运行有可依据的规范当然是好事，但“规矩”总不是完美的，总可以变通。“情感共鸣”基于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和信心，恰好可以做“规矩”之外另一个角度的补充。

　　再来回答你关于“稳定”的疑问。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对社会企业家和他们所做的事发出的质疑：“凭热情和同情做事，久不了。”但依我看，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在变化中；社会也一样，只有不断更新自身系统才能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你又能确定什么是稳定和可靠的，什么不是呢？我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忽略社会企业家的角色。

　　一个好的点子，一个好的改变，往往都始于他们。

　　新京报：假如有一天，尤努斯先生不在了……伯恩斯坦：当然，所有人都会死，尤努斯先生也一样，但没有他的格莱珉银行肯定能继续运转下去，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现在已经出现很多和格莱珉相似的事物了。一个好东西，总有感染力。

　　新京报：最后想请你给中国有志于成为“社会企业家”的人一点儿实际的建议。

　　伯恩斯坦：一但有了想法，就动手去做吧，不要只停留在思想阶段。也不要将自己和商业对立起来，要尽可能寻找商业领域的资源。不是所有商人都只想赚钱……你有了好点子，OK，拿出你的名片夹，给上面的人打电话，约他们吃饭，说服他们。总会有人对你的想法感兴趣的。一定要尝试，先付出，最后都有回报。

　　采写/特约记者 王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