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土地革命时期颁发的红星奖章(组图)

　　三红星奖章

　　跨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以出色的表现和工作业绩获得奖章，是每个军人的神圣追求和荣光，这也是我军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优势激发官兵斗志的传家宝。我军虽然在不同的历史

　　时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人民军队建军79周年之际，我将当年颁发红星奖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军事博物馆收藏了近半个世纪的七枚一、二、三等红星奖章介绍给大家，以期部队官兵在重温人民军队光荣历史之时，更加珍爱和传承革命传统，敬仰和珍惜军人的崇高荣誉。

　　土地革命时期，我革命根据地根据当时情况，曾颁发过一些具有某些地区和部队特点的奖章，如“争取战争胜利”、“拓大红军，优胜第一”、“战斗英雄”、“送夫当红军光荣”等奖章。1933年7月9日，中央军委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命令指出：在革命战争的进展当中，每一个红军军人，本其阶级的政治觉悟为自己工农的解放英勇的与敌人作殊死的武装斗争，固然是其应有的职责，然而就其牺牲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看来，其有特殊功绩应给以表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三等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发给：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各方面军、各军区就其所属的红军军人，考察其有上述功绩的，限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将其事迹概略报告本委员会，以凭审核后，于八一红军成立纪念日，按其等次发给红星奖章。

　　代主席：项英

　　七月九日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总部和各军团、湘赣红军第十军及军区地方部队都认真地进行了准备，经过对各部门上报的一、二、三等红星奖章名单的审核后，于同年的8月1日分别举行了授奖大会。根据上述奖章授予的条件，周恩来、朱德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周恩来和朱德领导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二人还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鉴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被授予了一等红星奖章，周恩来的编号为9号，朱德的编号为10号。同时，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等人也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

　　193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红星奖章的颁发，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司字第39号）指出：我中央苏区红军兵团及军区部队在与敌第五次战役中，特别表现英勇坚决而有特殊战绩的指战员，军委为鼓励与发扬该指战员的英勇战绩，特在“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按其功绩奖给红星章，等级如另表所列。

　　此令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祥）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各根据地红军准备长征的过程中进行了红星奖章颁发的准备，在各部队准备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对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军团的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分别授予了二、三等红星奖章（其中红一军团25人、红三军团23人、红五军团20人、红七军团6人），其中一军团的杨得志获三等红星奖章、七军团的寻淮洲和江西军区的陈毅获二等红星奖章。

　　两次红星奖章颁发的时间，正处于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使我根据地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损失之际，尽管当时的军事和经济都非常紧张，一等红星奖章仍由赤金制作，足见其重要和珍贵。

　　一等红星奖章为金质，外形由两颗大小不同的五角星错角相叠而成十角形，直径5厘米，并有4厘米的银挂链；二等红星奖章为银质，图形如一等，略简单，直径为4.3厘米，3厘米银挂链；三等红星奖章为铜质，五角星形，直径为3.4厘米，3厘米铜挂链。三枚奖章内饰均为红五星和麦穗图案，并有“红星章”三个字，背面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章等级、颁发日期的字样及数字。文字为阳刻，编号数字为阴刻。红星奖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军博收藏的七枚红星奖章中，除了周恩来、朱德的两枚一等红星奖章外，还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彭绍辉、陈伯钧，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邱创成的三枚二等红星奖章，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得志，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陈正湘的两枚三等红星奖章。这些记载着他们革命功绩奖章，随他们度过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一直保存到新中国的成立。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备展览面向全军征集革命文物，周恩来、朱德派人将珍藏的一等红星奖章送军博收藏，文中所述的将军们也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送到军博收藏。这些记载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红星奖章，已作为一级革命文物继续发挥着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军事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