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纪人纪事

　　记林毓生

　　海湾战争时，我去夏威夷参加中国文化讨论会的第二天，林毓生也来了。我们见面后，他就约定当晚到我房间来看我。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

　　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所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

　　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徒然对他萌生了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在谈论中，所显示的那种出于自然的对人平等的态度，这是许多人不容易做到的。因为那些人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使人慑服，对人考量，或向人炫耀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质朴的，在他的身上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矫揉造作的痕迹。人类的感情是微妙的，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往往不是对这个人经过了审慎的衡量或理性的分析，而是凭借着他所说的某些具有个性特征的话语，或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它们好像是他的心灵窗口，把他的内心和人格全部呈献在你的面前，而这一切又多半是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一瞬间发生的。

　　一九九一年

　　记冯契

　　冯契长我五岁，战前，我们都在北平读书，都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那时他在大学，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战后，一九四八年我被派去编《展望》周刊，冯契是撰稿人。由于地下环境，我只能深居简出，所以又失去结识他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我受聘去华东师大中文系兼课，他在哲学系，仍未见面。我和他虽然相识很晚，可是我拜读过他的大作，被他的道德学问所吸引。一九八八年，在他带动下，上海成立了中西哲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他被推为会长，但他却执意要我担任名誉会长。我推辞不掉，这使我感到惭愧，因为无论从学问资历各方面来说，我都是晚辈。但他总是厚人薄己，对于名利地位从不放在心上。

　　冯契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早年，他曾将认识分为三层，即以我观之的意见、以物观之的知识、以道观之的智慧。冯契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智慧的探索者。读冯契文章，不得不惊叹他的头脑睿智，思想清明。后来我和他见面多了，更觉得他是一位极其淳朴、温静、谦和的人。他与人相处，毫无高深莫测的哲学家的架子，更没有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现在有些学者喜欢故作高深，雕琢矫饰，眩人耳目。冯契和这种人两样，他最不喜欢玩弄词藻，卖弄才情，而是处处显示其自然本色，可以说和时流的作风恰恰相反。在单纯中蕴含着深刻，朴素中寄寓着睿智，冯契的为文正如他的为人，他的为文和他的为人是一以贯之的。我以为如果要学习他，就需要像他那样去参悟人生的真谛，也需要像他那样拥有宽广的胸襟怀抱。

　　一九九五年三月四日

　　记冯定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我像许多救亡青年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寻找左翼读物来阅读。当时上海拥有一批才华出众的理论家，冯定就是一个。其他还有艾思奇、钱亦石、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何干之、李平心、许涤新、胡绳、顾准、金仲华等等。我就是在那时读到贝叶的著作的。所以，我认识冯定以前就知道他了。

　　一九三八年底，地下党文委派我和殷扬(后改名杨帆)带领二十几位文艺青年，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前往新四军。慰问团行至金华受到国民党干扰，殷扬嘱我带一名同志先行。行前，殷扬写了一封临时介绍信，要我交给贝叶。

　　我随新四军交通员阿陀，由金华出发，经岩寺、太平，到了泾县找到新四军军部的接待处。可是接待处一时不知贝叶是何人，几经周折，才弄清楚原来贝叶就是冯定。冯定当时在新四军宣教部任科长，宣教部部长是朱镜我。我和冯定见了面，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穿一身灰色军装，右臂上缝一块新四军的徽号，上面印着“抗敌”二字，字下面有一个端着刺刀冲锋的军人的木刻像。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脱了军帽是一个剃去了头发的光头，带着眼镜，脸上皱纹很多，说话声音微弱，但是精力充沛。

　　在宣教部时期，我天天和冯定在一起。他领我见了朱镜我，朱当时患有严重的胃病。又领我去见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后来我回上海，还读到过袁国平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我和冯相聚的日子里，他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情绪兴奋地谈论。他曾多次劝我到陈毅(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队活动的金坛一带去看看，他对陈毅十分钦佩。

　　当时冯定和我谈到大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要求抗日，纷纷涌往解放区，他说这些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后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开始满怀热情，带有主观幻想，以为那里一切都新，一切都好；可是到了解放区后所见所闻，往往不如自己想像那样美好，因此未免失望，甚至灰心丧气。他说从这一阶段跨到下一阶段很重要，主要看如何磨练自己，使理想和现实趋向一致。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这些话时，完全像一个理论家那样阐发自己的观点，和别的老干部很不同。他纵使在解放区，也仍旧和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一模一样，保持着原来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这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华东局与冯定重新见面，发现他身上这种所谓“书生气”的特点始终不变。

　　解放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时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只有一位就是冯定。我和他分别十多年后重逢了。

　　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发现冯定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他说这些教士不怕肮脏，竟依照当地风俗，把对方从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勇气。这时我和他虽然没有个人的交往，但是我隐隐感觉到他在思想深处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陆续写出了后来收入《平凡的真理》中的那些文章。在这本著作里，他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他好像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这使我对他深深怀着敬佩之情。据说，五十年代反修时，在批判他的会上，有人提出他反对个人崇拜，是追随赫鲁晓夫。他竟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批判个人崇拜，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

　　我在华东局工作中还有一件事与冯定有关，那就是有一次他曾对我同情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了告诫。他说胡风的文艺观点有些是对的，但也有许多是错误的。又说毛主席最近把胡风的书都看了，认为在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我跟党走，而不要跟胡风走。这在当时对我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00二年

　　记郑桐荪

　　一次在谭其骧家谈天，谭出示所藏郑桐荪纪念册。谭与郑桐荪(之藩)是亲戚。郑先生为父执辈，住在清华园西院。那时郑桐荪和熊庆来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华罗庚年轻时学历资历不足，经熊、郑二先生力荐，被破格提拔到大学教书。当时学界有影响的前辈，几乎无不爱才若渴，常常无私地提携后进。

　　郑先生是科学家，听父亲说，他在业余的时间研究清史，造诣甚深，常常有人前去论学。这和今天一些科学家只知自己的专业，很少过问文史哲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位在北方某大学任教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虽然已经恢复了文学院，可是那位学理工出身的校长，对于人文学科一窍不通。他不明白学文史哲有什么用。据说，他曾说学文学的也许还可以做做宣传工作或者文秘工作，但学历史、哲学有什么用呢？

　　今天像郑桐荪那样文理兼通的科学家愈来愈少了。许多只懂自己专业的科学家在大学掌校，大学的文科也就办得奄奄无生息。他们不知道人文精神的失落，终将导致人民素质愈来愈低。

　　我和谭其骧说起童年时，我的父母和郑先生夫妇是很好的朋友，两家时相往来。郑先生的儿子士京比我略小，常在一起玩。他的身体孱弱，人也很文静。可是士京的姐姐士宁却像男孩子一样顽皮。她和我的两个姐姐是朋友。听二姐元美说，有一天一位外国教授去清华园访问郑先生，刚在沙发上坐下，士宁跑进来对这位客人的高大鼻子感到了兴趣，嘴里说：“真有意思！”就爬到客人身上在他的鼻子上捏了一把。郑先生事后只是说了她几句，并没有严责。他们家就充沛着这样一种平和的气氛。郑士宁后来成为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的夫人，如今不知她情况如何。

　　一九九零年

　　补记：

　　近读姚昆田所赠《南社人物传》，始知郑先生曾加入南社，是南社中俊彦人物。柳亚子常和他赋诗酬和，称郑的文学修养为他“所不逮”。柳亚子还在诗中说：“艺苑真同畏友看”，对郑推崇如此。

　　二零零三年

　　摘自《人物·书话·纪事》王元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