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怎样成为文化桥梁（文化观察）

　　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籍的畅销，到在传媒的频繁露面，余秋雨走进了大众的视野。8月27日，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本报记者和网友进行了交流。

　　■学者能否从书斋走向大众？

　　问：多年以前，您开始走出书斋，走向传媒，做与文化相关的阐述和表达。您是怎样实现这种由传统文化传播领域向大众传媒领域转型的？

　　余秋雨：很久以前，我写了一些著作，也得了很多奖。但是我仔细一想，这些著作，无论是论印度的古代戏剧，还是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艺术思维，它们的写作目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了让今天的艺术实践家得到启发，让他们创造出为社会所热爱的艺术来。于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那就是文化传播。

　　问：您的意思是说，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

　　余秋雨：是的，我指的只是间接推动。比如我教给我的研究生知识，研究生可能会在写作时用得上。没有纯粹的完全不把大众放在眼里的所谓“文化”。钱钟书先生很有学问，这我们都知道，他从事学术研究，也写了小说《围城》。把这本书改成电视剧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写了很多信，他兴致勃勃地指导着《围城》变成电视剧以后的图景。也就是说，这位大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并不是排斥的。他做了大量的文化研究之后，最后还是不反对将成果变成形象作品，有的形象作品还希望通过更大众化的手段来表现，比如通过电视推广出来。

　　■如何实现学者与传播者的互换？

　　问：在您的眼中，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大众文化？

　　余秋雨：我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从最大的范围来说，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从个人来说，是一种人格结构的依据。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有的部分需要少数人研究和思考，但是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或多或少要面对社会，需要传播，所以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主要实现方式。不要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学者的用武之地，就在于文化普及过程当中，明确地告诉大众，怎么理解第一流的文化，怎么理解第二流的文化，怎么分辨第三流的文化。

　　问：在文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您觉得学者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余秋雨：应该主动。比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中，我对于年轻人唱歌的比赛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人最好能抓住一些传播力大的平台。今年我就主要强调三点：一是文化要分轻重缓急，我反复地分析，有的知识是重要的，有的知识不重要，我相信一定能够给观众一点启发；二是努力挖掘出文化的道义和责任；三是精练地介绍大量当代中国人必须知道的世界各国的艺术流派和文化现象。

　　■怎样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

　　问：最近有关国学走向大众的话题很热闹，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学术也在寻求新的传播平台？对此，您如何评价？

　　余秋雨：我对孜孜不倦地提倡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表示尊敬，但是国学是个太笼统的概念，我更喜欢划分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这些分门别类的具体的学问，梳理它们在中国的历史中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弘扬国学，是要从中吸取精华，形成足以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力量。

　　在传播方式上，有人期盼着让年轻一代去背诵儒家的经典，我觉得这个麻烦很大。因为儒家的文化产生在还没有构成文明和文明之间对比的那个遥远的年代，我们后代所需要的中国文化是足以和其他文化构成对话和对比的力量。这种力量从纯粹的典籍中很难获得。我们现在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如果让年轻人还投入到这样单向的背诵中，效果会有多少，我有点怀疑。

　　问：那么您认为如何更好地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

　　余秋雨：文化大众化是让值得广大民众关心的那部分文化走向大众。有一些文化尚处于研究阶段的高层次思维过程，没有传播的可能，不必要追求大众化。也有一些文化只适合一部分人，也不必追求大众化。

　　学者的任务，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判断其中的文化“品相”，提升文化格调，使大众摆脱纯原始形态的接受，而进入一个精神层次的攀援。这是一群桥梁式的文化人的使命。易中天先生的历史讲述受到民众的欢迎，可以说是文化大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