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与灰娃：画家与诗人的高度默契和互补

　　“张仃与灰娃”这个题目，已经酝酿很久，却迟迟没敢下笔。

　　作为两位老人的忘年交，我与他们相识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闭上眼睛都是栩栩如生的，然而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他们。

　　与两位老人相处，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也使我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文化上的缺失。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境界之高，性情之纯，绝不是时下那些艺坛风云人物所能相提并论的。然而，艺术峰巅上的无限风光，心性浮躁的“聪明者”无缘领略，庸常如我者也只能望而兴叹。

　　因此，我决定用最写实的办法，讲述我心目中的张仃与灰娃。

　　我与灰娃相识有几分巧合。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此时法国二百五十年绘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轰轰烈烈地展出，我喜欢看画，在那里有幸结识一位留法归来的女艺术家——北大物理系外语教授郑振庭先生。一个星期日，我应郑先生之邀到北大朗润园她家中做客。临别时，郑先生忽然决定进城看一位朋友，说出地址，真巧，离我住处只有一楼之隔，于是我们一起上路。敲开建外永安里社科院宿舍七号楼一套单元房的门，我看见一位容貌聪慧善良、年纪五六十岁的女性，正与她的朋友们忙碌着王森然纪念的事。她，就是灰娃。

　　这就是我与灰娃的第一次见面。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2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的交往。我常想：人际的聚散离合，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暗中操控，这就是所谓的缘。那么我与灰娃的缘是什么呢？至少就我而言，是她身上的一种高贵而朴素的气质吸引了我。在“文革”文化荒漠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对这种高贵和朴素，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与向往。

　　灰娃是一位经历过人生大磨难、向死而生的传奇人物。12岁到革命圣地延安，入儿童艺术学园学习生活，在那儿度过了玫瑰色的少女时代。革命胜利后，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年轻的爱侣战死朝鲜，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几乎夺走她生命的大病，然后是精神分裂，接下来又是敬如师长的第二位丈夫去世。然而，命运没有将她击倒，艺术之神的召唤，使灰娃在黑暗的王国中找到了自救之道，濒临崩溃的精神得到了修复，荒芜空虚的中国诗坛由此诞生了可以找回尊严的艺术真品。到我认识灰娃的时候，她已经有了牢固的精神家园，变得强大而从容。在她的

　　我是通过灰娃认识张仃的。第一次见到张仃，是1986年的夏天，在新侨饭店一楼的西餐厅。那次见面事先毫不知晓，灰娃也是临时通知，说要让我们见一个朋友，见了面，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张仃先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有名望的画家，感觉有点奇异，张仃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架子，待人亲切平易，一如灰娃。这次聚会气氛很轻松，张仃与灰娃精神焕发，兴致很高。当时我并不知道，张仃与灰娃已经结成伉俪，这事他们一点没声张。

　　后来我了解了事情的原由。1985年，与张仃共同生活了50年的妻子不幸去世，张仃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子女们各有自己的工作，而他又是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到了他面前。时间进入到1986年，一向视艺术为生命的张仃，也开始渴望事业、精神、情感生活的伴侣，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张仃心中想的，正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灰娃，灰娃此时也单身生活着。张仃对灰娃的绝对信任，可由一件事证明：“文革”中，张仃在遭迫害最厉害的时候，将一批可招来杀身之祸的“毕加索加城隍庙”的心血之作，托付给灰娃保管；灰娃对张仃的信赖，也只消举一件事：“文革”后期，灰娃于精神分裂中身不由己地写出许多离经叛道的诗歌，不敢示人，却送给张仃看，得到了他的鼓励。

　　与张仃结为夫妻后，灰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踪迹不定。后来才知道，是随张仃出去采风了。我们与灰娃的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前是在永安里灰娃的家里，现在转移到了金台路张仃的宿舍。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从书橱顶端到小桌小柜、茶几，挨挤着中外艺术品、各种民间艺术品和文物，显得十分拥挤。人多了，话题也更丰富。每次采风回来，张仃总是画稿盈箧，总有一批新作问世。品赏这些作品，成为每次聚会必不可少的内容。

　　当时张仃正专心致志于焦墨创作。他的焦墨山水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用笔似有鬼神相助，通常是一幅画挂出，大家凝神屏息，长长的静默之后，回过神来，发出一片由衷的赞叹。厚朴清远的意境，张仃笔墨独具的刚健飒爽之气，每每给予观画者强烈的冲击。作为创作过程直接见证人的灰娃，则以诗人特有的生动话语，表达自己的见解。采风过程的描述，也给观画增加兴味。此时的张仃，交着手，吸着烟斗，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有时不免要表示意见时，总是简洁肯定，一点不 嗦，不愧为大师的风度。

　　如果以为张仃与灰娃的生活就像在客厅里品画那样轻松闲适，那就错了。后来有机会随两位老人一起出去采风，亲眼目睹了张仃的野外作业，我才知道，那是身不由己的自我燃烧，不计后果的生命赌博。1992年春节，75岁高龄的张仃去陕北写生，无定河冰冻三尺，气温降至零下22摄氏度，张仃坐在河边写生，冻得实在不行，每隔几分钟就站起来跑动跑动，然后坐下去接着画。灰娃用大围巾把他的头包起来，看看不行，就套上一个塑料袋，还是不行，干脆站在风口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寒风。登上秦岭主峰太白山时，张仃已经发烧，但他却不说，坐在雪地上静静地写生，结果一下山就住进了医院。1991年5月在贵州黔东南写生，连续不断的野外作业，张仃终于病倒，回到北京后一诊断，才知道感染了

　　在一般人眼中，艺术家的生活总是充满着浪漫的情调，这其实是一种浅表的观察。真正的艺术家，都有疯子的气质，都是一意孤行的白日梦患者，为了艺术，可以不惜一切，甚至自我毁灭。同样，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不管其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美妙，其本身却是极端自私、无暇他顾的。因此，做艺术家的妻子，尤其大艺术家的妻子，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因为任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世俗意义上的好父亲、好丈夫。其丰沛的生命能量可以创造美妙的艺术，也可以灼伤身边的人，当他的艺术创造受到干扰和阻碍时，他完全可能变成一位不可理喻的暴君。张仃虽富圣贤气质，岁月磨练之下性情已经变得相当平和，即便这样，其特立独行的艺术禀性仍顽固地保留着，艺术劳动一旦受阻，就会变得相当暴躁。这时，身为妻子的灰娃总是首当其冲。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在兰州郊外写生，乱中出错，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忘了带上写生册页。老头儿当场就火了，冲着灰娃发作起来，情急之中，使出了过去当领导时的语言：“老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到这儿究竟干什么来了？是朝圣！”然而，类似的事情，并不影响灰娃的情绪，作为诗人，灰娃太理解张仃了，太知道艺术创作是怎么回事了。

　　作为张仃的研究者，我注意到，1986年至1997年这10余年，是张仃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他的焦墨山水，于此时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的生命能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他的艺术抱负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灰娃的参与和无私奉献，10余年里，灰娃陪伴张仃六进太行，三赴甘肃，二进秦岭、陕北，登泰岳，临昆仑，上贺兰，下苗寨，进九寨……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大小兴安岭，把神州大地都走遍了。从张仃的焦墨山水画纵横顿挫的线条与旷远厚朴的意境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灰娃空灵超拔的想象与神韵。同样，这也是灰娃诗歌创作的高产期，诗集《山鬼故家》中的作品，近一半创作于该时期。比起早期诗歌的忧患沉郁，这些诗篇透出一股灵动博大之气，她向清澈的星云祷告，向滚烫的太阳祈求；在腾格里大漠，她听到了奴隶的枷锁声和着西赛罗的雄辩，闻到古希腊的沉香玫瑰；在炳灵寺，她看见太阳鼓激扬七色光焰，成群的马踩着大气跃升……诗人的精灵，在宇宙、天地和岁月的茫茫隧道里自由翱翔，为当代中国诗坛划出一道诡谲瑰丽的风景。

　　我经常想，假如张仃失偶后的晚年生活中没有灰娃，他会怎样？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灰娃是张仃的不可替代的伴侣，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不仅表现在画家与诗人在艺术形式的互补上，更表现在精神气质及趣味的高度默契上。在人格的高贵、朴实和自尊上，两人有着惊人的一致。同样，他们的感情亦有丰富的亲情内涵。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张仃大灰娃整10岁)，他们的情感呈现为明显的“兄妹型”，是保护者大哥与受保护小妹的关系，灰娃私下经常称张仃为“曼兄”，是一个证明；幼年灰娃在儿童艺术学园就读时，张仃就被聘为他们的艺术导师。张仃看到了灰娃从儿童到少年、青年及至老年的过程。也可以说，灰娃的成长，包含着张仃的教导。同样，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情感又自然偏向“母子型”。过去在灰娃眼里张仃是老师、兄长，一起生活之后，才更知道张仃还是一个永远的大孩子，不谙人和世事的复杂性，永远用他自己的单纯和善意理解一切人事，再加上张仃太缺乏生活能力，这方面不知闹出过多少笑话，更是让灰娃操心。然而他们之间又不同于一般的“母子型”，灰娃心智、身体发育晚，懂事更晚于自然年龄，在一班理想主义知识者的身边与乌托邦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至今很多老同志和灰娃说话，仍然习惯使用教育、指导甚而责怪的口吻，同时又充满爱惜、维护的情感。早年，大人们说她“光长个儿不长心”，直至现在，张仃还时而这样呼叫灰娃。给人感觉，他们这样的“母子型”关系，倒更像是两个儿童过家家，两个娃娃假扮成人。这种“兄妹”与“母子”的情感二重奏，随着张仃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倾斜——越来越向后者靠拢。近来灰娃经常向朋友们感叹：“张老越来越像个幼稚园的小孩子”，她对张仃的照料也越来越细致。

　　晚年张仃与灰娃一起创造的一件最大的艺术品，是京郊门头沟他们的“大鸟窝”——一栋藏身于树林中的北欧风格的石头房子。说起这个“大鸟窝”，可以引出很长的故事。张仃一直有一个家园梦，这个梦不在繁华的都市，而在朴素的乡村。自1949年进京后的30多年里，张仃曾一次次搬迁，从南池子到大雅宝胡同，从白家庄到金台路，然而这都不是他心中的家园，他一直都在寻觅。到上世纪90年代，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京城一班画家在京郊门头沟林区觅得一块宝地，准备盖房筑室，搞画家村，怂恿张仃加入。老先生跑去一看，那地方颇有太行山的味道，一打听，果然就是太行山的余脉，当场就拍了板：盖！

　　经过精心考察，他们选定了一个负阴抱阳、倚山面水、景色优美的位置，尽管坡面陡峭，上下不便，也不在意。主体建筑落成后，张仃使出当年的看家本事，设计出一个集建筑、园林和室内装饰为一体的艺术蓝图。房子的周围，计划植成一片袖珍森林，树种的选择充分考虑季节与色彩的变化：春天，这里绿树簇拥，丁香、玫瑰盛开，花香四溢；秋天，这里层林尽染，银杏、枫树和火炬树的秋叶，奏出金黄与火红色彩的交响；建筑的外观，定位于“北欧民居风格”。室内，张仃追求中西合璧的民间风格。宫廷趣味的，不要；地主趣味的，不要；官僚趣味的，不要；资本家趣味的，不要；市民趣味的，不要；白领趣味的，也不要。

　　张仃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浪漫的设计会给灰娃带来多大的难处。此后的十几年，是灰娃艰苦奋斗的十几年，其中经历的艰辛与坎坷，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应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工程，也实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这个家园，灰娃付出了多少心血，白了多少头发，体验了多少人情世态，受了多少欺骗，只有她自己知道。然而，凭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坚忍信念，凭着她对张仃的深情，灰娃硬是将张仃心中的蓝图一点一点化为了现实。

　　走进这个家园，令人想起“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园中的种植毫不刻意，天然未凿，与远处的山林相接。早春，一眼望去,山桃山杏一层粉 雾气笼罩四周，鸟儿在歌唱，宛如千百种琴声在林中、在屋顶、在天空奏响。秋天，园内、远山处处秋色，金色、火红，明艳闪亮。室内，用的、看的，尽是中西民间手工艺术，土布、陶瓷、泥塑，还有少许文物，四季皆有常青植物，造型姿态各异其趣，与整体环境非常和谐。这是一个诗意生活的家园，是一个适合思考和创作的地方。

　　迁居门头沟新居后不久，一天早晨，张仃惊喜地发现：庭院里的树上多了几个鸟窝。当天夜里，老头就做了个梦，梦中，自己与灰娃一起住进了一个硕大的鸟窝，周围有山有水，景色优美无比。

　　张仃的晚年，壮志遂愿，梦想成真。命运之神将灰娃送到了他身边，真是对他的格外眷顾和褒奖。他的福气真好！听听他们互相的评说吧。张仃这样说——

　　“灰娃始终是个孩子。一般人一长大，就世故，世故以后就不再有诗，灰娃到老年还能写诗，她有一颗孩子的心。我们在一起生活没有矛盾，我经历过很多世故，但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是艺术上的。”

　　“她说话，老同志听了都怕，其实她不过说了真话、老实话。在极左年代，谁听了都会害怕的。她自己认死理儿，坚持认为小时候党是这样教育的，还列出领袖教导的一串语录。”

　　“这个人厚道，和她在一起，我不用费神勾心斗角。”

　　“她天性爱美，爱智识，还懂得美，追求美。自幼长大，心里就只有一个美字。她的艺术悟性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走到一起生活，似一瞬间，不觉已20年了。她即将80高龄，我看她仍然是个孩子。”

　　灰娃这样说张仃——

　　“艺术创造，是张仃人生头等需要，是他人生的第一要素。只有心灵进入艺术创造状态，只有当创造的冲动潮涌时，才使他的生命精神享受得到满足，世间别的事物都其次。如果要找出第二样令他满心欢喜的事，那就是文学艺术的欣赏、思考、聆听。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如此给张仃的人生较为彻底的慰藉。”

　　“许多人不了解张仃的低调，认为他虚怀，不事张扬。这是善意的理解。然而这可能有些误读。例如当有人要他谈20世纪中国的画，他从吴昌硕谈到黄宾虹、齐白石、李可染……来人忙问：‘那你的呢？’他脱口说出：‘我是中国画的小学生，我觉得我是刚入门’，立时引起惊诧和哄笑。可我认为张仃并不是要表示虚心，这并非一种谦虚谨慎的姿态，这是由于他深知艺术的高度、深度、广度无际无涯，相比之下，他认为自己做得微不足道。”

　　“对于张仃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人这种品类的坏心思。似乎他心目中天下无坏人。《黑冰》《黑洞》这一类电视剧，他根本就看不懂。”

　　“同情不幸者、弱者，关注苍生的苦乐，关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这一点，似乎是他先天基因如此。”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