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全文刊登八十四封张爱玲致友人书信

　　张爱玲赠给庄信正妻子杨荣华的照片

　　编者按：尘封40年，张爱玲与友人书信首度公开。《书城》杂志取得由庄信正本人整理笺注的张爱玲信札之简体字版独家发表权，并将分几期刊出这些珍贵资料。本报得到《

　　第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Chang/1315 C St Se，Apt.22

　　Washington，D.C.

　　20003

　　信正先生，

　　回家后忽然想起来，Racliffe申请grant找保人有“从几时认识的”一项，似不必问Mr.Frenz。我找夏志清因为认识年数久了，而且可以举出他的文学史作参考。过天我再写信给Mr.Lau，或者可以算一九六○年在台见过。你说不像他会写信，千万不要抽出时间来特为回信，等以后见到陈先生向他探探口气后再告诉我。跟你们谈过后实在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这里匆匆不说了。祝

　　好

　　张爱玲

　　廿六日午

　　注解：

　　这是张爱玲给我的第一封信。

　　1965年我的母校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教授筹办“东西文学关系讨论会”，要我代为邀一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首先找夏志清教授，他有事不克分身，建议我另找张爱玲。震于她的盛名，我颇怀疑张先生会答应，夏先生叫我试试看。我与张先生素昧平生，为了慎重其事，请福伦兹先生出面亲邀，她居然答应了。次年夏天我从任教两年的堪萨斯大学返母校印第安纳大学，由恩师福尔斯特（Norbert Fuerst）教授督导赶写博士论文。讨论会正在那时举行，我得以前往听讲。张爱玲谈的是中国电影。会后我和刘绍铭（即信中所说的Mr.Lau）去学校附设的旅馆求见张先生；谈了大约半小时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兴奋和荣幸感，也记得她信中所说的“非常大的鼓励”给了我更大的鼓励。

　　她计划申请附属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女校瑞德克里夫（Radcliffe，信中拼成Racliffe）学院一个“独立研究奖助金”（Fellowship Grant for Independent Study），要我转托福伦兹教授替她写推荐信。她从印第安纳返回住处华盛顿立即来信，说申请表上需要表明与推荐人已相识多久，而她和福伦兹是初识，写推荐信的效果不会太大。（我已先告诉福伦兹先生，他慨然应允。）

　　“陈先生”指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学系陈世骧教授。那年春天我已接受他的邀约于7月开始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继任夏济安先生所遗的研究职位。我在印大时告诉张爱玲我也可以请陈先生为她写推荐信。

　　1969年她去中国研究中心继任我的职位时提出的履历表说1967年得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奖助金，负责把《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次年获再延一次，至1969年6月。

　　第八封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橖/（见注解）

　　信正，

　　我十八日离开Ohio，忙乱中来不及写信，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一部弹词，明知陈世骧先生不见得对弹词有兴趣，还是寄了来托你转去，等于我跟着大家逛了趟旧书摊。我申请到了fellowship译《海上花》，七月搬到Cambridge去，先在纽约暂住两个月，地址是

　　Hotel Alamac，Rm.730

　　71 Street&Broadway

　　New York，N.Y.10023

　　在Ohio他们已有周翔初，不需要添人，我去本来讲明是客串几个月。搬家累着了，扭了筋，所以听你说陈先生夫人前两天在纽约，也没设法去找。《又见棕榈……》梨华给了我一本。附信请等陈先生回来后转交。祝

　　近好

　　爱玲

　　四月廿八

　　注解：

　　此信的信封一时找不到，可能用来装她所附的信给了陈先生了。信里提到已离开俄亥俄州10天，发信地址该是当时在纽约市西区暂住的旅馆，即信中所附者。

　　她不止一次寄书赠给陈先生由我转交（包括名著《歇浦潮》），都同样是她家传的善本书。

　　“橖”：原文如此。此字我遍翻大型词书如长12卷的《汉语大词典》、长8卷的《汉语大字典》和诸桥辙次所编长12卷的《大汉和辞典》，都没有收。这里却显然不是笔误，因为后来1970年寄我的年卡和1974年6月13日的信上也都如此，或许是她个人的习惯写法。当前坊间通行的《红楼梦》版本第39回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贾母告诉她可以从园子里摘些水果带回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查我手边三四个抄本，“趟”都作“淌”，近似红学家张爱玲的写法。（编者按：橖，车木，或释支柱。《广韵·唐韵》：“橖，车橖。”《集韵·唐韵》：“橖，车木。”又《映韵》：“橖，柱也。”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合作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入此字。）

　　fellowship：指她已获瑞德克里夫学院的奖助金。《海上花》英文译本直到2005年——她死后10年，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我手边有Uncorrected Proof（未改正校样），名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长554页。封面说First translated by Eileen Chang.Revised and edited by Eva Hung（首次由张爱玲翻译，经孔慧怡修订）。

　　Cambridge：马萨诸塞州著名大学城。是瑞德克里夫、哈佛等校所在地。

　　张爱玲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先生信中提到她住俄亥俄期间，周翔初“对我照应得很周到，但并不friendly”（友善）。《又见棕榈……》指於梨华所著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第十七封信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同前）

　　信正，

　　我这些时一直惦记着寄两本《北地胭脂》与《半生缘》（《怨女》迄未收到）给你送人，因为没有够大的padded信封，只有一家较远的书局有，这一向忙着许多未了的事，又患感冒占掉两星期的时间，所以迄未去成。结果还是昨天收到你寄来的《半生缘》，给敝本家写了上款，也送你一本——你买的可以留着送人——另打包寄上。乘这次到邮局去，也寄书给陈先生，寄到办公处，不确定房间号码，还是请你转交。我想七月初来，知道那边房子一定难找，如果你有工夫代找，当然再好也没有。不过在你自己搬家的时候给你添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我需要的是：

　　（一）一间房的公寓（号称一间半），有浴室，kitchenet；（二）离office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来回方便。地点合适，宁可多出点房钱，每天可以省不少时间。

　　（三）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

　　（四）此外都随便，家俱可有可无，如有床，最好是榻床或沙发。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太小，都完全没关系。

　　你看有差不多的就请代定下，寄合同来签。如果没有，也许有宿舍或是rooming house有room with bath，（附近恐怕没有residential hotel?）先住着再说。再不然夏天sublet的公寓，那就远点也行，不过小的少，恐怕也要马上定下。匆匆寄出这封信，因为怕错过合式的，不是等着回信，请慢慢的找着看。祝

　　好

　　爱玲

　　五月卅日

　　注解：

　　padded信封：双层纸（中间夹有衬垫）制成，可保护里面的邮件。

　　我托父母在台湾买得《半生缘》，怕她自己还未收到，寄了给她。

　　我在洛杉矶有位朋友与她同姓，我请她签赠自己的著作。“写了上款”：“上”后面似漏“下”字。

　　那时我正在准备从柏克莱搬去洛杉矶。但其实并没有“添麻烦”，何况我总是很高兴能为她代劳。

　　Kitchenet：小厨房；未必单独一间，往往只在客厅或起居室的一个角落。

　　office：办公室。rooming house：寄宿舍；公寓。room with bath：有自己卫浴设备的房间。

　　residential hotel：类似公寓的旅馆。

　　Sublet：转租，分租。大学城暑期有人外出旅游度假，会把自己住的公寓暂时租给别人。

　　从信里可以看出她心目中的理想住处近似美国所谓efficiency或studio（apartment）。

　　第十八封信

　　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同前）

　　信正，

　　收到《中国古典小说》书评，非常高兴，等稍微空一点的时候再细看。上次来信托你找房子，忘了说如果有离office实在近的，没有一间房的公寓，两间也行，因为希望节省时间。不另道谢了，也实在谢不胜谢。我大概七月一日乘飞机来，绝对不需要接，房子没找定就先住旅馆。你如果已经走了，请把房子的情形告诉一个朋友，让我打电话去问。匆匆祝

　　好

　　爱玲

　　六月七日

　　注解：

　　“书评”：我为夏志清先生所著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写的英文书评，1969年发表在美国的Criticism上。张爱玲在柏克莱找住处必须离办公室近，因为她不开车，而这大学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最后我找到两处等她自己选择。一处是在柏克莱一条大街University Avenue，对面就有超市，离中国研究中心（当时不在校园内，而是在市区Shattuck Avenue上租了两层楼）也不远；但房子旧，四周较杂乱。另一处在Durant Avenue，清静的住宅区，距办公室只有两条街，一房一厅（她所谓的“两间”），房租则贵得多。顾孟余先生夫妇住在同一栋房子（但不同楼层），鉴于顾先生早期与汪精卫共事过，曾被视为汪系，而胡兰成于汪叛国后在伪政府作过官；我怕有不方便处，向她提起。她说不要紧，她很少出门，难得会遇见，何况彼此素昧平生。于是选了这里，住三楼。顾先生原由陈世骧先生聘为中心的顾问；我开始工作时办公室在二楼，一大间隔成两间，进门左边是我的（亦即济安师生前所用者），右边较大的属于顾先生。他已很少去上班；次年（1967）我搬到三楼，顾先生形同退休，不用办公室了。顾先生夫妇和张爱玲一样深居简出，彼此在上下楼时碰见的机会绝无仅有。（顾先生夫妇后来移居台湾，终老阳明山。）

　　张先生7月初到柏克莱，我则8月才去洛杉矶。这样我有机会同她见面。有一次一位朋友从洛杉矶到湾区，我招待去加大看表演，鼓勇也请了张先生，她居然去了。后来才知道真是殊荣（她多年前已绝少应酬），现在想来，除了感激，也觉得唐突。

　　我见过张先生多次，包括两次各长六七小时的彻夜畅谈；第一次该就是这段时间承她邀约而作的拜访（第二次是1974年6月27日）。我不但未计划写访谈，而且事后连笔记也没有作。隔了36年多，印象已很模糊。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拿出一枚铜币，已经磨成光滑的薄片；她说找专家鉴定过，认为是王莽时期所铸的“布”。她要送给我；我极为感动，但力陈这是她的传家之宝，应当自己留着。她也没有勉强。《对照记》前言开头便引俗语“三搬当一烧”，想到她晚年频频迁居，我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接受这件珍贵的纪念品。另外记得她好像怕我紧张，态度非常亲切，也很随和，耐心地听我信口开河。

　　张爱玲写给庄信正的第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