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长征》没有内幕

　　我曾经很尖锐地批评想在我的文字里寻找内幕的读者，猎奇使人枉读历史。

　　撰稿／张 静(记者)

　　长征，多少人曾经书写过这段恢宏而凄绝的历史。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推出大型历史纪实文学作品《长征》。10月19日，《新民周刊》在京专访了作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与其夫人、《解放军文艺》主编王瑛女士。

　　王树增回忆说，6年前北京的冬夜，他与夫人散步，又讨论起读过的那本《人类1000年》，谈话一直延续到凌晨3点。这些年王树增所见，多是外国青年在行走长征路。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则把长征与法国大革命、历法、火车、登月等并列为1000年来一百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但我们一提起长征，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芒’，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

　　历史认知是否可以如此概念化？我们为什么要回忆一次发生在70年前的红色武装迁徙？王树增想写不一样的《长征》，这个基调几乎从他书稿的开篇就予以了奠定。

　　谁是主角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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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新民周刊》：描写长征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从于都开始，以我们耳熟能详的红军将领为主，这本书为什么把“开场白”留给了一位普通的红军军官？

　　王瑛：这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历史是谁创造的？王树增原本以毛泽东开头，花了一年时间写了30万字，但从文字表述到结构方式自己都不满意。他停了一段时间不断地思考，抛开了重新写。

　　这部作品的结尾是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

　　像长征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用什么才能打住？王树增说历史最重要的品质是创造这段历史的人，结尾必须落到人身上。其中最杰出的莫过于毛泽东，《沁园春·雪》正好写于1936年，最能代表长征主旨的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支撑着红军逾越所有天堑、重兵“围剿”的信念，正是一个崭新的“江山”。英雄是领袖，更是成千上万的普通战士。但是王树增把书写完了，用这首词结尾，却还是觉得书没写完。我们接着找资料，我先看到了朱家胜本人只有4页纸的回忆。整个长征，无论从瑞金、川陕根据地、湘西还是从鄂豫皖走，最后都是到达陕北。朱家胜正是属于最后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因为他写的是：“1934年12月离开根据地”，而他挑的东西太多，渐渐落在了队伍的最后，等于是这支部队结束漫长辗转迁徙的最后一个人。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是长征中最苦的一支军队，有一个细节就是朱家胜身上的单衣从离开根据地起，整整穿了两年。在陕北迎接他的红一方面军战士跑过来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一针一针地开始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

　　《新民周刊》：早在您另一部作品《1901——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就频繁使用了一个国人不太习惯的名词“平民”，并提出：“历史是平民创造的，历史是平民的历史。”这本书似乎延续了这种视角，格外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王树增：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遗忘那些常常被遗忘的人。昨天我听到刘伯承的儿子说，我们的父辈都有幸活了下来，享受到新中国带给他们的幸福，但是那些倒下的人呢？如果没有红一、红三军团在湘江用生命开辟的通道，中央红军怎么能够脱险？写作当中，我常常为那些普通战士，心里充满了情感。

　　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他过草地的时候遇到了一对迷失的母女，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来开始吃干粮，他就先躲到一边，别人问他就说自己已经吃饱了。部队快到草地边缘时才发现这对母女。她们捧着一个缝着歪歪扭扭的“谢”字的干粮袋到处打听，才知道谢益先已经饿死了。

　　当年毛泽东下达了“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那是放一挺机枪就“万夫莫开”的天险，红军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一位从小常爬大山采药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红军便顺着这条绳索从陡峭的崖壁攀越过去，自上而下解决了战斗。我在杨成武的回忆录里看到这个小战士，大家都叫他“云贵川”，后来牺牲与否，真实姓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像他这样十四到十八岁的小战士至少占到40%。看似弱小的肩膀，实际上扛出了一个共和国。

　　我并不是希望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沉浸在那些惨烈的战争中。追求时尚，当超女的粉丝，都是你的生活方式，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但我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们，哪怕在心灵当中留一个小角落，有一点纪念的余地。

　　《长征》没有内幕

　　一九三七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劈头向王明质问：“共产国际时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明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

　　王稼祥勃然大怒，以为是王明推卸责任。但是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师哲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说他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

　　《新民周刊》：虽然《人类1000年》是您写这部书的契机，但是长征是个老题材，您的写作信心从何而来？

　　王树增：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对长征的理解有差距，一些读者抱着窥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心态。这不能怪读者，要怪以往一些非虚构类作家质量不高的作品，引领读者过多注重于所谓的大揭密。我想提供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作品，除了让读者全面、真实地了解事件过程，还能通过我的文字叙述，悟出一点超乎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我非常赞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历史的价值在于对当代生活的生动注释，至少你能够吸收一点滋养自己心灵的营养。我曾经很尖锐地批评想在我的文字里寻找内幕的读者，猎奇使人枉读历史。

　　《新民周刊》：您如何在书中实现这一点？

　　王树增：我永远崇拜培根的话：结果不重要，过程是一切。比如我专门写到李德的身世问题。他就是一个谜团，我不告诉你结论是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只能给你列出来我所能够见到所有关于他的来龙去脉的史料，结论由你自己得出。你阅读的过程，就是你判断、思维的过程，这就是阅读的愉快。而这样的罗列是有作用的，至少可以反映那个时期历史的某些荒唐。

　　《新民周刊》：有评论说《长征》在再现这些历史事件时，不忘洞察构成历史内容本质的所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和危机。您如何保证那些比小说还小说的细节的真实性？

　　王树增：对情节的编织其实远不如历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动。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只要是书中的人物、事件，哪怕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有案可查的，得有一手资料，诸如档案、亲历者自己的回忆录，还有我亲自采访的幸存者。普通红军官兵的史料十分匮乏。在浩瀚、纷杂的历史档案和凌乱的回忆录当中寻找蛛丝马迹，这是一个很苦的活儿。

　　《新民周刊》：您的叙事手法，是否深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

　　王树增：黄仁宇最大的贡献是他培养出中国当代读者对非虚构类作品的兴趣。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原来重大历史还可以这样去叙述，还有这样的认识空间。我也是黄仁宇的发烧友，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新民周刊》：是不是因为史料匮乏，所以书中给予电报相当重要的地位。

　　王树增：是的。我们常常说，红军长征的史料浩瀚，实际上真正研究长征的人都知道史料非常匮乏。那么我们能看到的、相对比较丰富的、最可靠的就是电报。你绝对能够从中窥视、梳理出基本接近历史本源的状态。

　　我所举的电报，全部都是在事件的转折点上的。有心的人想了解历史真实面貌，实际上应该认真阅读。这些电报不是一般读者可以看到的。一是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二是很多电报，如果不加梳理，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仅仅这些原始档案的寻找和梳理我就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同一时空下

　　《新民周刊》：写长征的作品大部分都围绕中央红军展开，您为什么花了大量篇幅在第六军团、红二十五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上，包括那些在长征中打没了、消失了番号的第七、第八军团？

　　王树增：正如我在书中所言，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我的意思是红军长征不仅仅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且从史实而言，第六军团的转移确实是在中央红军之前给中央红军开道的，开路先锋必然要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我把甘溪之战放在篇首。

　　写长征的作品大部分不全面。有些部队人数少干脆就不写了，或者过程支离破碎。但是长征不能以人数多少分主角、配角。红二十五军很受忽视，因为它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不超过四五千人，最少的时候才1000多人。但这支“娃娃军”第一个到达陕北与刘志丹会合并巩固了陕北根据地。所以毛泽东要说徐海东是立过大功的人，确实起到了开路前锋的作用。

　　《新民周刊》：为什么把四个方面军置于同一时空下齐头并进？这样是不是线索太多？

　　王瑛：王树增看了很多人写的长征，包括外国人的作品，没有一个人是把四个方面军放在同一时空写的。但是我们认为同一时空非常重要，否则解释不了很多历史问题。

　　比如红四方面军10万大军为什么要历经千难万险西渡嘉陵江？如果没有中央红军的电报，它就没必要那样渡。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这个举动相当危险的。他们这么做，正是因为从报纸上获知红军主力的消息，以正常行军速度计算着主力红军的行进路程，以期策应。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力红军在北进的路途中被迫一次又一次停留，一次又一次开会解决尖锐对立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此时此刻，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红军仍滞留在川北马尔康附近的卓克基，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右路军刚刚进入松潘大草地。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

　　长征的原貌

　　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用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经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

　　《新民周刊》：机器与行李担子在书中出现了多次。这一细节似乎成为长征因行军缓慢而屡屡招致灾难的一个间接诱因，并预示着红军高层意识的转变。

　　王瑛：红军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那时候仅是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地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所以要把根据地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但是等红军过了湘江以后，就意识到不可能再这个样子，这才进入了长途的辗转征战。

　　《新民周刊》：在湘江地区，蒋介石认为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但是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作出相应的阻击。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把红军一举全歼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为何等同废纸？

　　王树增：红军不仅渡过了湘江，而且渡过了乌江、大渡河，这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间微妙的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都极其罕见。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是国军的最高统率，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实际上能指挥的只是中央军，军阀部队实际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央军进任何一个省都是很小心翼翼的，不然也会挨打。

　　蒋介石想的是把红军赶入军阀的地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消灭军阀割据，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然而蒋介石的小算盘军阀们也是心知肚明。红军不会占它的地盘，也没有力量占它的地盘，但是中央军来了可就不走了。粤军还与红军达成过秘密协议，双方互通情报，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

　　王瑛：表象之下都有深层次的原因，而我们原来对长征的解读太概念化了，只看到表象。比如说长征最经典的画面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那么，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呢？我们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答案。

　　其实红军可以不过草地，而且制订了不过草地的计划，就是攻打松潘。攻打松潘的计划落实得非常迟缓。就是因为要一次次停下来开会，解决军事和政治纷争。最后胡宗南的部队全部部署完毕，红军打不过了，只好走草地。那么，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否可以避免？答案是避免不了。因为统一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解决种种纷争，红军还是走不了。《长征》相对客观地还原了长征的原貌，正是因为采用了多层次、多视角来审视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观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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