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大量丰富的史事和资料，揭示了建国初期一些新文学名著被删改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新文学名著被删内幕

　　老舍“腰斩”《骆驼祥子》

　　新文学巨匠老舍，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去数万字，只剩9万字，被删部分约占全书的45%。绝大部分是整个自然段的删，第10和第24章，删的都是整章。如此大规模地大砍大杀，砍去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令人怵目惊心。老舍用自己

　　《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

　　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

　　更有甚者，比许杰这篇文章还要早十年，巴人在《文学读本》一书中，认为祥子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

　　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老舍的触动很大，成为建国后促使他删削《骆驼祥子》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些批评，在《老舍选集·序》等一系列文章中，老舍一再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分析了包括《骆驼祥子》在内的自己一些作品的错误，并对旧作加以细致认真的修改增删。

　　对旧作的重大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老舍写《骆驼祥子》，原本就是为了替像祥子这样的劳苦大众“申冤诉苦”，描写“他们的好品质”。而删改《骆驼祥子》，老舍说，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出路”。

　　虽说删削以后作者并没有让祥子“高呼革命”，成为“革命者”；但经此一删，确实大大改变了祥子的结局。

　　在原书的第24章，亦即全书的最末一章里，祥子吃喝嫖赌，好吃懒做；为了弄到钱，他混迹于乞丐、送葬者的队伍，出卖了“革命者”阮明，彻底堕落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老舍一直不满于原著“匆忙”的结尾，这一次，他痛下决心，索性把这个描绘祥子堕落变坏的尾巴一刀砍掉。如此一来，祥子的形象就由一个令人憎恶厌恨的坏透了的堕落者，还原为原著中那个令人同情怜悯、企图征服环境却被环境征服，想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屈服的失败者形象。祥子虽然处于消沉、绝望境地，但他身上仍然保持着勤劳、质朴、诚实的劳苦大众的本色。

　　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

　　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凡此种种修改，也许在老舍看来，不仅是给读者指明了出路，自己也告别了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而向“典型”理论靠拢贴近。

　　《子夜》删改620处

　　现实主义大师茅盾，也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由开明书店初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开明版原纸型重印。

　　出版前编辑部对该书旧纸型进行专门检查和审读，如发现有错讹或不当之处，就贴上小纸条标明。比如该书中第15章，写的是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里面不乏个人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描述；其中有玛金与苏伦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编辑部就在这里贴上纸条：“此处描写欠妥，请斟酌。”类似这样的纸条，还有很多很多。

　　茅盾根据这些标示的纸条，利索地一一加以删改。这次修订总计620余处，最多的第15章竟达60处之多，最少的第19章也有3处。

　　茅盾拒改《腐蚀》

　　与《子夜》顺利地删改形成对照，茅盾坚决拒绝对自己的另一部长篇名著《腐蚀》进行修改，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

　　1941年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了日记体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周刊上连载，深受欢迎。按原计划写到女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该结笔。可是周刊主编邹韬奋对作者说，不少读者希望在小说中给赵惠明留一条自新之路。考虑到读者这一愿望，茅盾就把赵惠明的“日记”续写下去，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遣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充任邮检员的情节。在那里赵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大学生，并帮助她逃出火坑。小说结尾通过革命者给赵惠明指出方向：只要自己创造环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

　　1950年初《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反映良好，被评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佳片。不料一年后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影片突然被否定，定性为“同情特务，不利于镇压反革命”而遭到禁映。接着又因电影而株连到文学原著，小说《腐蚀》成为一部“对特务抱有同情”的书。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如其来，这是茅盾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

　　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腐蚀》，建议作者修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遭到茅盾的严拒：“不做任何修改！”也许在茅盾看来，修改《腐蚀》就等于承认了对特务的同情，拒绝修改则表明自己对这些批评的抵制和抗议。后来《腐蚀》还是躲过了斧钺之灾，得以完整地出版，保住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事后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解释说：“《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这样的反驳绝对理直气壮。

　　这段“拒改罢删”事件发生在大兴删改之风的1950年代，不论是茅盾本人还是当时的老一代作家，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重建新文学史秩序》一书记录下出版史上这样一段发人深省反思的小花絮，是很有意义的。

　　叶圣陶与《倪焕之》“截尾”

　　1950年代在出版和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有声望的老作家叶圣陶，对旧作的选择和修改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作为语言学家和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管，叶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求非常严格，对旧作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修改格外重视。

　　1954年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时，对入选的32篇小说篇篇都认真仔细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细细打磨，但绝不伤及内容。比如，单单《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就修改了32处。

　　1957年在编选《叶圣陶文集》第一卷时，他在《前记》中说：“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只在语言方面。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内容悉仍其旧。”

　　由此可见，对旧作的修改叶老有着明确的原则：修改只在语言，不在内容，“内容悉仍其旧”。从1951年开明版《叶圣陶选集》到1954年人文版《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直至1958年《叶圣陶文集》前三卷，他在编选、修改自己的选集、文集时，都严守这一修改原则。

　　然而，长篇小说《倪焕之》的重印，却破坏了他的这一修改信条。1953年4月15日叶老在日记中记载：“人文社编辑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20章及第24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接受了人文社建议，叶老按要求对自己的小说动了“截尾”手术。《倪焕之》原著结束于大革命失败，主人公倪焕之在大屠杀中悲愤病死。经过“截尾”，小说提前了整整两年，终止于“五卅”运动，以倪焕之奔向工农，将与工农结合而终篇，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截尾”删去了第20章和第24至30章总共8章、3.5万字的篇幅。这部原本浑圆完整的长篇名著，就这样被肢解成为残缺不全。

　　但这样的改动绝非完全出自作家的本意。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叶老“首先不主张重印”，只是碍于“客观需要的考虑”，才勉强“不反对”，他接受这样的删改建议，完全出于被动与无奈。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主观臆断。

　　就在《倪焕之》删改本出书5周年后，1958年5月《叶圣陶文集第三卷·前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印证。“《倪焕之》原有30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20章和第24章到末了的7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22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8章补上了。”

　　摘自《重建新文学史秩序》陈改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