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

　　“第一位同情我们的医生”

　　傅连暲出生于1894年的汀州(今长汀县)，父亲傅贵成、母亲官福娣。当他呱呱坠地之际，正好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刻，所以他的乳名叫太阳生，并以“日新”为名。因家境贫困，为了谋生，傅贵成夫妇由乡下迁到汀州县城，靠当码头搬运工和替人缝洗衣被勉强度日。傅连暲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傅连暲很小就被父母抱着入了教。中学毕业后，进

　　毕业后他立即受聘为汀属八县的旅行医生，整年跋涉于山谷溪流和荒野之间，历尽了艰辛。

　　1918年，傅连暲因出色的医术升任汀州红十字协会主任医帅。1920年转到亚盛顿医校任教，并兼福音医院医生。

　　那是1925年，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五卅”爱国运动，傅连暲激于民族义愤，毅然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在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中，福音医院的洋院长和洋医生们逃之夭夭。就这样，善良正直、医术精湛而且人缘极好的傅连暲，被人们公推为福音医院的院长。

　　傅连暲从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口中知道了起义的原因，他特别关心这次起义的进展。

　　8月中旬的一天，汀州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秘密拜会傅连暲，亮明自己的身份后，诚恳地说：“傅院长，我党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到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一带，马上还有恶仗要打，希望你能尽全力救治我们的伤病员。”

　　傅连暲立马开始着手布置医院，做好接收伤病员的准备，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到处奔走，和汀州全城的医生约好，有伤员来时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他还到自己担任校医的学校，发动教员和学生来帮助做护理工作。此外，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向商人募集了一大笔费用。

　　很快，起义军的三百多位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了。伤员中，有中共传奇式的将领、后来享有“战将之鹰”美誉的陈赓大将。当时陈赓是起义军的一位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了，且胫骨骨折。

　　按照常规，像陈赓这样的情况，要保住性命只有截肢一条路可走，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但陈赓的勇气，和傅连暲自己的钦佩之情，促使他下了决心，果断地为陈赓制定了“保守疗法”的治疗方案。在他持久而慎重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的伤腿终于保下来了。

　　1952年，陈赓在他的回忆文章《从南昌到汕头》中，还专门谈到了这段经历，充满感情地写道：“……他(指傅连暲)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位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护，我的腿终于保住了，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正因为傅连暲在医治南昌起义军受伤将士中做出过突出贡献，所以，在以后中央对傅连暲的悼词中，明明白白地写上，傅连暲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27年。

　　窑洞医院，有求必应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傅连暲领导的卫生所来到延安，针对当时天花蔓延的趋势，赶紧给老百姓普遍种牛痘，配合其他有力措施，扑灭了天花。卫生所的功绩一下子就为老百姓瞩目。起初，卫生所驻在延安城小东门内，每天为政府机关、部队、地方群众防病治病百人以上。后来，经边区政府同意，卫生所迁到大东门内设立门诊病房，门诊量增加一倍，要求住卫生所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毛泽东的《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可知，边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是如何的落后：“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二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因此，可以想像，傅连暲和他领导的卫生所面临的救死扶伤任务是何等艰巨，当然重中之重，是先把医院建立起来。于是，傅连暲急病人之所急，向边区政府写报告，建议在延安建立一所医院，很快得到批准。

　　经过现场勘察，傅连暲决定把医院院址选在嘉岭山。傅连暲跟大家一起，开始了挖窑洞的劳动。很快，一排排崭新的窑洞挖成了，医院的牌子挂起来了，简陋的医疗器械搬进了洞里，边区医院终于在大家的手里创办起来了。傅连暲任院长。

　　1938年初，中国北方红十字会23医疗队队长金茂岳医学博士和内科主任谢怀德医生主动要求参加边区医院工作，他们把红十字会的药材、防疫药品、200毫安X光机交给边区医院。不久，边区医院就发展到能收容一百余个病人的规模。对群众实行免费看病，病人住院只须自带伙食。

　　刚开始时，边区医院只设立内科和外科，后来，陆续增加了眼科、妇产科等。边区医生缺乏，特别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专科医生更少，许多疾病都是请其他科医生看，医生往往成为“通医”，傅连暲本人就不光看内科，同时也要看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反正是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有病必看。

　　1939年4月，按中共中央指示，傅连暲负责会同何穆在延安李家湾筹建中央医院，由他兼任院长。他跟参加筹建的同志们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新挖掘了九座窑洞，作为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医院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和牙科等，共有17个病室，可接纳一百多人住院。中央医院建立后，不只是接收机关干部和部队将士住院，还对当地群众开放。

　　有一天，傅连暲到毛主席住处给他检查身体，同时向他汇报卫生工作：“现在医生非常缺乏，所以有些科开不起来，医科学校要加紧培养。”

　　“培养医生需要时间，这项工作要做，现在还有一个快的办法，应该把当地的老中医、土医生利用起来，这是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毛主席说。

　　这次谈话后，傅连暲加紧开展这项工作，在中央医院兰家坪设立了第一个中医门诊部，动员聘请了一些当地的老中医坐诊看病。傅连暲还同时在古圪达的中央疗养院设立中医科，集中了著名中医师。

　　在这期间，国民党驻榆林的22军部队换防路过边区，途中有五人患病。傅连暲指示中央医院收容治疗。其中有三个士兵被诊断为天花，病情十分严重。医院专门腾出一孔窑洞隔离治疗，并派专人护理，救活了他们。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搞过磨擦的士兵深受感动，出院时，一个个流着热泪说：“八路军好，共产党好！”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来院参观，傅连暲向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给中外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来延安前，先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走了一圈，和延安中央医院两相比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第二战区就没有像这样的医院。”友好人士爱泼斯坦公开赞扬中央医院“规模大，办得好”。

　　白求恩为他留下“纪念”

　　被毛泽东称为“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是较早来延安的外国友人，也是傅连暲领导的边区医院的第一位外国医生。白求恩转了大半个中国才来到延安，古老破旧的延安，还是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景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儿去的。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白求恩当然无从知道，延安的整洁环境，也有傅连暲的一份功劳。

　　在边区医院，傅连暲与白求恩见面了。得知站在面前的院长当年也曾是基督教徒时，白求恩显得惊异且兴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碰上信教的同行，真是高兴。”他像个熟人般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也是基督的子孙，我的父亲就是牧师，可是我却追随祖父当了外科医生。”

　　见面是愉快的，但是接下来就有点难堪了。白求恩对延安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震惊，这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什么像样的设备也没有，更不要说药品的缺乏。就是延安一流的医院，他也感到是在开玩笑：“这叫我怎么干？我没有办法干。”他不禁有些怪话。他看到边区医院护士的白衣服不太干净，医生不常剪指甲，医用夹板太厚，镊子有锈斑等，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No，no，这不行。”他像个威严的检察官，挑出了许多不被看重的毛病。当他听说这个正规医院只分内外两科时，脸上更是没有表情，语气严肃地说：“这简直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陪同的傅连暲虚心地接受着白求恩的批评，连连点头称是。

　　但有些医生和护士却吃不消了，等白求恩一走，气话就接二连三地跑出来：“他也太挑剔了，傅院长怎么也不反驳一下？”

　　傅连暲耐心地做解释工作：“人家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抗日，我们要诚心诚意欢迎他才对。他的话都是对的，挑毛病也是为我们好，我们应不折不扣地接受他的意见，现在做不到的，也要尽量朝他指出的方向努力，把我们的医院办得更好。”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平静下来。

　　此后，傅连暲和白求恩又有多次接触。一次与白求恩长谈时，傅连暲讲了红军医院的建立、长征的艰苦以及延安地区的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边区医院。现在只有三个医生，只相当于一个门诊室的规模，这怎么能细分科呢？你提的意见都对，但现在难以做到，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医院。”傅连暲满怀信心地说。

　　白求恩听了这些推心置腹的话，深受感动，更为中国人的精神所折服：“傅，你说得对，看来我对于医院过分苛求了。”

　　就在这些交往中，傅连暲与白求恩成为了真挚的好朋友。

　　白求恩在延安只住了短短的三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到晋察冀边区去的前夕，他知道傅连暲患有严重的痔疮，提出要为傅连暲动手术。于是他为傅连暲开了刀，在傅连暲身上留下了特有的“纪念”。

　　1938年9月7日，傅连暲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写道：

　　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经44岁了，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一百岁也是年轻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年纪大。在我的面前，摆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这个目标，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不停止。

　　已到晋绥根据地的白求恩得知傅连暲入党这一消息后，发自内心地说：“教徒成了共产党，真有意思！我还以为傅医生早已是共产党了。”

　　摘自《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钟兆云王盛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8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