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明天，我们去向谁要误工费？

　　10月26日上午9时，乌鲁木齐市居民居学亮在乘坐公交车上班途中，装有现金、税票等价值3万元的皮包被扒窃。车被开往附近派出所进行调查。令居先生没想到的是小偷没抓到，却有7名乘客和司机以耽误时间要被单位罚款为由，向他索要一天的工作损失费。居先生只得借钱，给7名乘客每人50元，司机180元。对此，法律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法律和道德相冲突的表现。(《中国青年报》11月14日)

　　我却认为这是一场个人利益和社会成本的冲突。表面上看，居先生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个人利益是会发生转换的。由于居先生财产的被窃，居先生的个人损害其实已超出了私人范畴，而成为公共损失。在小偷没有被抓获前，这种看不见的公共成本已然被附加到了其他人的身上。换句话说，社会治安越不好，公益成本就越高。而那些乘客只看到了显性的损失，没看到隐性的损失这其实正体现了公民意识的缺失。

　　毫无疑问，所有乘客都有责任协助居先生进行调查。那为什么居先生会遭遇如此尴尬呢？不应过多苛责乘客，民生之艰扛不起太重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需要更多的社会性机构来分摊。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单位会因为职工是接受有关公益的调查而不扣其误工费。社会公众的正义感无法在组织内部得到伸张，其分担公益成本的热忱无法在单位得到利益支持，这种热情就会下降，自保意识就会泛滥。公益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公共成本不会因谁企图逃避责任就不存在，只会因逃避而成倍增加。因此，人人自保的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伴随着公益成本的最小化。公益成本越大，个人利益的增长空间就会越小，企业和单位的价值实现之路就越漫长艰难。因此设法降低公共成本，是社会每个大小主体的责任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我们可以向居先生要损失，而明天当我们被打劫一空时，我们去向谁要损失？这不是危言耸听，居先生的损失增加一分，我们整个社会的危机就会加剧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