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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3日11:13 光明网

  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随后,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

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杂志档案

  《中国青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创刊至今的八十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中国青年》曾三度停刊,又三度复刊。该刊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的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组织的“潘晓讨论”轰动全国,曾被称为“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

  ■人物名片

  

《中国青年》: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

  关志豪1931年出生,1979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3年任《中国法制报》(后来改名为《法制日报》)社长、总编辑。

  潘晓是个“多人组合”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

  他今天还意识到,“‘潘晓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

  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的人,分成七路下去调查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调查人员,回来以后还开了个汇报大会。集中归纳起来,当时的青年集中反映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另一个问题是,青年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我们在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发现了这种情绪比较普遍。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中国青年》: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1924年春,编辑部迁至现址。该处是单开间的石库门楼房,当年二楼客堂和亭子间是办公室,三楼小阁楼做印刷间,底楼客堂是《中国青年》创始人之一肖楚女的寓所。1986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纪念碑揭幕,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关志豪和他的同事们为1978年9月的复刊号确定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当期杂志发行量即达到了270万份。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并同意了马丽珍的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潘袆的—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之后,编辑部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为潘晓。

  由于其他筹备复刊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被调走,关志豪在1979年就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稿件到他这里以后,他当即表示,“可以,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

  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

  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最后,作者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

  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

  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潘晓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以及这封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参与人数,以及产生的巨大效应,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潘晓讨论”开启1980年代大门

  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每天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到6月9日,编辑部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关志豪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

  由于引起的反响过于热烈,编辑部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中国青年》就很保守。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其后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从第7期开始,编辑部将原来讨论的版面扩大,并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发出来之后,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亮相央视讨论结束

  虽然编辑部从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虽然黄晓菊在采访中对那封信作了说明,但是,“潘晓讨论”的命运还是急转直下。

  某报内刊刊登了两封未经核实的读者来信,说黄晓菊在现实中有种种缺点。

  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在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作为编辑部的态度。这篇总结文章发表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首肯,刊出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摘要。于是,引发全国青年普遍参与的“潘晓讨论”就此结束。

  后来,六万多封信全部被销毁。说到这些,关志豪至今仍觉得很可惜,“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他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链接

  潘晓讨论中的一段故事

  在关志豪家客厅的电视机上面,搁着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这是浙江省诸暨市电容器厂董事长周晓东送给他的礼物。潘晓讨论出现的时候,时为木匠的周晓东正在江西,他看到以后非常激动,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边做着木工,一边思考,他手边放着一张纸,有什么想法就马上记下来,然后再整理成篇。之后,他把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文章《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寄出,最终,这封信发表于1980年9月的《中国青年》。

  由于这封信的发表,他走上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在其后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关于潘晓讨论的电视节目中,关志豪现场阅读了周晓东的这封信。周的一位朋友看到后,立即联系上已经是企业家的周晓东。两人也因此得以见面。周晓东送了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给关志豪,这件礼物也因此成为了他们之间情缘的见证。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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