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K厅收费，始乱必致终弃

　　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KTV收费风波，一家媒体用“剑拔弩张、公然对立”的字眼，来表明各地行业协会与国家版权局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先是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向版权局率先发难，紧随其后，上海、北京、武汉、郑州等地的行业协会也纷纷发表类似声明，一时之间，大有广州“揭竿而起”各地“应者景从”之势。

　　国家版权局终至骑虎难下的地步。在昨天的《法制晚报》上，尽管国家版权局段处长仍强硬地表示：“拒交也可以，但你就不要用作品。”但同时也不无委婉地暗示，收费标谁“可以协商，适当下调”。由此可以想象，版权局在怀有怎样难以言语的心绪，而我们也许可以确信的是，“可以协商，适当下调”并不是版权局最后的让步，“始乱终弃”几乎是一个注定的结局。国家行政学院杜刚健教授则断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事情往往是无法执行，“不了了之”。

　　而我们关注这样一场风波的心情同样相当复杂。一方面，使用作品必须付酬，是

　　国家版权局所遭遇今日之窘境，实则肇始于他们对其行政权威的过度自信，以及对利益相关人权利的淡漠。尽管国家版权局表示，在政策制订中曾“征求权利人、经营者及社会公众的意见”，但这显然无法解释标准出台后为何仍招致大范围的抵制。而据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黄会长所说，在版权局征求意见期间，协会就联合了各地行业协会起草过一份声明，“但没有得到答复，版权局座谈会我们也没有收到邀请。”显然，国家版权局没有重视这种行业诉求，仍按原方案公布了收费标准。这是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高调“发难”的背景所在。

　　因为缺乏充分利益博弈而使政策失去合理性，更因公权介入私权之时发生的混乱，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合法基础。诚如专家指出的，版权局收费实际上是过去审批权的延伸，而这种部委直接收费的做法，早就被国务院严格限制。虽然，国家版权局表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是收费主体，以此表明版权局在这其中没有自身利益，但是，该收费主体地位也遭到质疑，不仅因为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尚未获批，仍处于筹备阶段，所以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还因为它目前尚未与著作权利人订立合同，获得授权。

　　由此不难理解版权收费标准遭受质疑的原因。而在这其中，我们固然可以欣慰于行业协会不再甘于“二政府”地位，敢于代表其所在利益团体发出声音，以维护团体利益的行为。但这种有限的欣慰并不能遮蔽一种更深的忧虑，这就是在一个利益攸关的时代，公权部门能否归位于监管者的角色，并为利益博弈设置一种更有效的管道，则是能否培育一个由政府、行业组织与民众三方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的关键。这种“良性互动”，显然不是剑拔弩张式的对抗与交恶。因此，这也使得这场由行业协会发动的KTV风波难以具有公民社会意义。

　　如果收费是正当的，但如何以正当的方式收取正当的费用，是我们今天必须具备的一种法治观念与治理智慧。

作者：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