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都夫：草原文化的探索者

　　祁立华

　　人都有相同的四肢五官和躯干，而满都夫教授普通的样貌下，隐藏着非凡的内涵，他思考的深度令人钦敬。

　　满都夫小传

　　满都夫，蒙古族，1944年3月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1970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理论系。1973到内蒙古民族歌剧团创研室工作，1986年调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美学研究室室主任，199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社会兼职有：中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马头琴学会副会长、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理事、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系硕士研究导师组客座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族美学史》、《史诗<江格尔>中蒙古族古代哲学——美学思想》、《论社会存在范畴及其内涵外延》、《论蒙古萨满教世界观及其生成发展阶段》、《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论文化的本质内涵外延》

　　编者按：

　　提到草原文化、就不能不提到满都夫教授。他将自己的整整一生都献给了草原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卓尔不群的成绩。最近，他与我区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悦先生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对话，本报特选了其中一部分刊登，希望能够激发起读者关注我区文化建设的热情，为草原文化的发展做出努力。

　　文化研究一直存在概念上的混乱

　　李悦：满教授，我关注您的文化研究是在2004年夏季开始的，当时您在北京参加了“文化高峰论坛”会，这个论坛上公布了王蒙、任继愈等人起草的《自由文化宣言》。我在批评王蒙的时候，批评了这个宣言没有准确描绘出当今文化的现状，而且有着泛政治化倾向。恰好我们见面时，您赞同我的观点，并且谈了您在会上所阐述的观点。

　　满都夫：我的文化观点不是在那个会上首次提出的，我在很多年前就认为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性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数千年的碰撞、流变、整合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而在生态生产类型上，草原游牧文化不容置疑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草原游牧文化不仅是当今中国汉族文化形成的一个因素之一，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生态生产及其生活的类型之一。它既是中华文化资本和资源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把人的一切还给人的人类解放，人全面占有人本质力量和人性的完善化以及新人产生的历史进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的文化资源资本。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资源资产。”

　　李悦：这是您给予草原文化的准确定位，这很重要。我注意到许多文化研究由于常识性知识的缺乏，而导致概念的混乱，使得研究无法进行下去。

　　满都夫：是有这种情况，例如前些时候有人提出草原——黄河——长江三大块文化的概念，这显然就是你说的缺乏常识。从文化常识上来讲，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都是农业文化，只不过一个是旱地文化，一个是水田文化，分工不同罢了。但都属于农耕文化。而草原文化是一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人们对农耕文明文化和工业文明文化的研究，理解较多、较广、也较深入；而对草原游牧文明文化，则研究、认识理解得很不够，很不深入。

　　方法论是草原文化研究的金钥匙

　　李悦：您认为内蒙古在草原文化研究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满都夫：我们国家其实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对蒙古族文化的研究，特别是解放后这半个多世纪，二到三代人在一直做着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从理论上开始了研究，内蒙古研究到这几年又提出草原文化，这其实包括了蒙古族在内的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党和政府对这种文化研究是重视的，但因为解放后政治运动多，文化研究受到种种影响。有的研究照搬一些东西，至今我们对于草原文化的研究没有正确的方法的指导，所以研究只能停留在现象上，谈出一些对文化现象的感想和浅层次理解。研究方法有问题，研究的深度当然就受到了影响，也就深入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有研究成果？就因为方法论上有毛病。我在研究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找到马克思的方法论，我才心里一亮。上一次你为我的《蒙古族美学史》写的短评，我看了，我遗憾的是你没有提出我写那本书的方法论。

　　李悦：我那短评是发表在《北方新报》上的，字数有限。我在您那部书的导论上注意到方法论，但并不知道您因寻找方法论而走弯路的事情。您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论，才写出了中国唯一的一本《蒙古族美学史》。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学者在谈论草原文化时，只是反复罗列史实、描绘现象，并加以无限制地拔高；还有许多人站在小农经济文化的视角上来观察、评价草原文化，原因是他们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如果许多学者能够以您治学过程中寻找方法论的事例为参照，对于他们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

　　满都夫：美学史实际上就是大量美学文章的概括与总结。但过去蒙古族没有美学理论文章，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这美学史就没办法写。有了方法论之后，我发现蒙古族缺乏美学理论，但不缺乏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代表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包含了时代的、民族的审美要求。因此，我就从蒙古族的艺术史和文化史中提炼出美学史。

　　李悦：可以说您的《蒙古族美学史》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其重要性超过了书的内容。

　　满都夫：是的。马克思的辨证法既是方法，又是理论——至于发展的理论，是人类智力进步的一个基本度量。

　　李悦：所以列宁说辨证法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您不但研究草原文化的理论，听说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立一个内蒙古草原文化艺术研究发展促进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机构？

　　满都夫：这是个民间社团，上面挂靠的是内蒙古民委。最初是一些艺术家来找我，后来我们组织起来，每个成员不发工资，义务型的。目的是为草原文化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成立两年来，我们主要立足于从基层做文化，把根基扎在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内蒙古从东到西我们都跑了，参与基层一些文化活动的策划，例如西乌旗2048个博克、西乌旗蒙古长调比赛、东乌旗冰雪节策划、西乌旗乌兰牧骑的改革、与内蒙古共同向联合国申报长调为被抢救的人类文化遗产项目……另外我还参与策划了《天堂草原》大型文艺节目的文化定位与美学定位。这个节目获了全国大奖和10项金奖，仅在上海一地就演出了30场。自治区党政领导对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很满意，分管文化的领导还亲自到我们办公室去鼓励我们。

　　读书与写作是满都夫生命的习惯

　　李悦：您下一步研究草原文化，有什么研究课题？

　　满都夫：我准备用3年时间写一本《草原文化论》，大约80万字。也像我的《蒙古族美学史》一样，是探索性著作，既是探索，当然也就难免有种种失误。但无论失误有多少，终归是一种探索的开始，这对后来者是有益的。

　　李悦：前几代人收集整理资料，到了这一代进行探索，探索结果再启发下一代。文化的研究就这样薪尽火传，才能最终有所建树。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满都夫：我同时在读两本书，都是刘永佶先生所著，一本是《中国官文化批判》，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大纲》。我认识这个作者，他前后写了20多本书，我就读了几十本，这两本写得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