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赵兰英：比巴金研究者更了解巴金

1991年赵兰英跟巴金一起送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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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84年，右二为时年34岁的赵兰英，右一为巴金女儿李小林

1997年向巴金祝寿

　　◎口述及供图/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文/本报记者 马军

　　巴金说，自己最怕记者采访，但赵兰英随时都可以来。

　　巴金的女儿说，我爸爸熟悉了赵兰英的气息。

　　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说，赵兰英比巴金研究者更了解巴金。

　　11月25日，巴金诞辰103周年，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出版了新著《与巴金零距离》，记录了从2003到2005年，巴金的最后三年间，从病重到逝世的诸多场景。为什么她能与巴金有如此特殊的关系？本报连线赵兰英，听她透露了自己26年来采访巴金的幕后故事。

　　第一次采访巴金让我很紧张

　　第一次采访巴金，是在1979年。当时百废待兴，全国文代会将要召开，我想采访一些文化界的人，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巴金，是这批采访中的一个。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他家是那种旧式的房子，感觉很大。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巴金正坐在椅子上看稿子。

　　他见我进来，起身招呼我。我说“你好”，先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就坐在沙发上，跟他谈了起来。那时可没有什么录音笔这类采访设备，我就是一支圆珠笔，和一个黄颜色封皮的工作手册。

　　当时我才29岁，跑文化口不久，当记者的时间也不长，心里很没底。而巴金那一年是75岁，他的精神非常好，说话短而清晰。

　　我记得，那一次他就是简单谈了谈自己对文坛的期望。印象中很短的一次采访，大概也就十多分钟。他说文坛不团结有很多年了，要齐心协力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采访其他文人，大都很激动，唯有巴金，一片平和。我提问时，他就坐在我斜对面静静的听。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插话的。

　　这次采访没聊别的事，当时我们还根本不熟。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巴金也属于那种少言寡语的人，尤其对自己不熟悉的人，话更少。因此，采访很简单，公事公办。

　　谈到后来，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就赶紧像完成了任务一样，告辞出来。他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

　　自己刚工作不久，从来没见过他，现在就好像一下子翻过好几座山一般，跑到他面前来了，当然很紧张——我小时候，也有过作家梦，有过文艺青年这段时期，而巴金在文学界就是一座山峰。这么一个有名望的大作家，让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不过这第一次采访，肯定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因为第二次去采访他时，他就跟我打招呼了。

　　巴老是成都人，说的是四川话。第一次去采访他时，我虽然也能听懂他的话，不过感觉还是很吃力。但到了现在，我的四川话已经说得有一点味道了。有一次，见到我们单位的四川民工，我就用四川话跟他们说了几句，然后他们就很惊讶，“啊，你怎么会说四川话？”但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的四川话，完全是从巴老那里学来的。

　　◎脸谱◎

　　赵兰英：新华社高级记者，1975年从

　　◎声音◎

　　在巴金去世前的这几年，重要时刻我都在场。趁着现在还记得清楚，赶快把它写下来，否则就烂在我肚子里了。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

　　“我爸爸熟悉赵兰英的气息”

　　在巴老病房外面，有记者问小林(巴金的女儿)：都是记者，为什么赵兰英能进去，我们不能进去？

　　小林就说：“赵兰英不一样，她是我爸的朋友，我爸熟悉赵兰英的气息，你能跟她比吗？”她是说巴金对我有抵抗力，能抵抗我身上带进去的病菌，就是这个意思(笑)。

　　那是2003年，巴金百岁诞辰，很多记者都要求采访。巴金家的电话都打爆了，后来小林不得不把电话线拔下来，最后没办法，干脆就换了电话号码。

　　不光给巴金家打电话，也打给我。因为小林把很多采访都推到了我这里：“你们去找赵兰英。”包括央视、凤凰卫视等等，还有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打电话过来，把我家的3个电话，包括座机和手机，也都打爆了。

　　2004年，误传巴老去世。在华东医院的门口，有几十位记者在那里跟院方发生纠纷，说巴老去世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采访？当时他们就想冲进医院去采访。华东医院有史以来不得不把大门紧闭。

　　刚好《萌芽》杂志的副主编桂末明来探望巴老，看到了医院门口这一幕。她就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说了这事情。第二天，市委宣传部就专门下了通知，要求各媒体不要再拥到医院去。

　　当时我能直接进医院，因为跟巴老的医生护士都认识了。包括病房门口的两名武警，也都知道我，直接就放我进去了。巴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这个级别，肯定是有武警24小时护卫的。当时有记者冒充病人的家属，冲到了巴老所在的3楼，但就是在病房门口，被武警战士给拦截了下来。

　　为什么当时那些记者会这么冲动，并且不相信巴老根本并没去世？因为当时正在开两会，不知从哪里来的传言说，巴金是政协副主席，他去世的消息被上面“压”下来了。最后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连去世的具体时间都出来了。这样，无论小林他们怎么解释，别人都不肯相信。后来，作协的吴殿熙过来说，中宣部已经在干预这件事了。

　　那天晚上，我家里也仍然是铃声不断，全国各地都打来电话。

　　到了晚上12点，我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从新华社总社值班室打来的：“巴金去世了，新华社什么时候发稿？”我说那是谣传。对方说：“你能肯定？”我说：“当然能肯定，白天我才去病房看过，就在刚才还打电话问过。”

　　但没想到对方又追加了一句：“你能负这个责任？”

　　我哭笑不得，又不可能对他发火或怎么样，只好回话说：“我负责任地告诉你，那是谣传。”

　　你是老朋友了，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

　　我和巴老之间的友谊，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结下的，到了90年代就更进一步了。特别到了后期，就是像家里人那样的感觉。

　　但跟巴老的熟悉，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采访多了，自然而然就熟悉了。刚开始，我也有些害怕，很担心。主要是怕打扰他。

　　因为巴老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自己怕人家来采访，干扰他的有限时间。也就是他在那篇《大镜子》里呼吁的，让他安静些，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社会名流，只是一个作家。

　　记得在1983年，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好久不来喽。我就说：巴老，我不敢来，我怕打搅你。但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你是老朋友了，你没关系的，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欢迎你。”

　　一般他有什么话都不说出来，而是存在心里的。他这句话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因为其他很多记者来，他都很烦，不愿意见面。

　　但我80年代去见他，还是以采访为主，到了90年代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主要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他。大概1988年之后，每年他过生日，我都会去看他。过年有时候也会去给他拜个年。

　　我想像个女儿那样陪陪他

　　我去看他的时候，赶上巴老会客，比如领导要来，或者要会见外宾，他就很紧张——我也有这个毛病，我现在跟你说话，就有一点儿紧张——他的手有时候会抖，然后我就会捏捏他的手，有时候用梳子梳梳他的头，帮他放松。他也就觉得，你就像他的子女那样。

　　我们是小辈，有些东西是很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就做出来了，不是那种造作的。

　　到了2004年病危时，我几乎天天都过去看望。小林他们也知道我身体不好，就对我说，你不用过来了，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我就给小林讲，巴老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在旁边陪陪他，如果真的要不行了的话，我就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的。我自己是从小父亲就去世了，十多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没什么长辈亲人。自己从仰慕他开始，虽然他是一个巨人般的人物，但在我面前却是一个很亲和的人。所以就特别想陪陪他，像女儿那样陪陪他。

　　即便他不是那样一个名人，而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我对他也会有这种感情。

　　在1989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普通的老工人，比我年长十七八岁吧。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来往。我生病他会来看我，去年他生病，一下子查出来是肺癌晚期，我每星期必须去看他一次，直到他去世。

　　我觉得这是同样的感情，哪怕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这跟我早年的经历是有些关系。我对比自己年长的老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巴金说我是个老实人

　　记得有一次，在巴老家的客厅里，当时小林也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说起来，巴老用四川话说：“赵兰英是个老实人”。

　　如你所说的，采访他的记者很多，但并没都跟他那么熟。我也想了一下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采访他的时间比较长，26年了。第二个，他的一些想法、做法、品行、观点，我跟他有共同之处。我不是说我跟巴老怎么怎么，但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

　　刚开始去他家，肯定比较拘束，我是脸皮特别薄的人。过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有一个处长，他就说过：你要找赵兰英啊，到会议室最后一排。我总是在最后一排。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性格，反而让我跟巴老很接近。然后，时间长了，他会觉得赵兰英这个人，是个很老实的人。

　　再有，通过稿子，也建立了一种互相信任。他觉得我这个人从来不乱写东西，写他的一些稿子都比较到位。有时候我去见他时，他会主动对我说，看到了你写的稿子，写得蛮好。特别是到后期，说得比较多一些，90年代他明确说过好几次。

　　我写他的稿子，每篇必定是采访过的，从来不歪曲他本人的意思。所以说，首先他在作品方面很认可你。

　　而有些记者不是这样，听到一点儿，甚至人都没有来，稿子就出来了，这样的记者不少，他家里人有时候就说：怎么采访都没采访，就写了稿子了？

　　还有的记者，虽然来采访了，但小林和小棠他们都非常反感的。为什么反感呢，比如讲，你去采访任何一个人，你首先要对这个人最起码的情况了解一下。但却有记者采访时问出来的话，让人觉得很可笑。会让人觉得你不尊重采访对象，小林他们在旁边看见了，就会很不高兴。

　　报道中写“喀嚓”二字遭巴金批评

　　1997年11月25日，巴老94岁华诞，去华东医院祝寿的人士非常多。在特别开辟的接待室里，一批一批的人上去跟巴老握手。

　　轮到我们时，我也上去握了巴老的手，祝福他生日快乐，然后就转身往外走。这时，我就听见他叫“赵兰英”。我回头问他有什么事？他侧着耳朵对我说：“你的稿子我看了，写得很好，但当时我没有听见‘喀嚓’的声音。”

　　“是吗？”一下子我有点儿脸红。不过我只是对他说，回去我再看一下稿子。他就没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在场的人很多，也顾不上说别的。出来之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就问我：“巴老跟你说什么？”因为一般人跟巴老握个手就下去了，巴老侧头跟我说话，他们注意到了。

　　我就说，巴老是在批评我呢。

　　巴老说的那篇稿子，是我上一次对他骨折的报道。那次，他一直在低头校对《巴金译文集》的稿子，起身去取一本书的时候，因为书重，他的动作有些过猛，导致脊椎骨折了。

　　为什么我会在报道他骨折时，写了“喀嚓”二字？因为在这之前，我自己在下楼时摔过一跤，脚背骨折，当时清楚的听见“喀嚓”一声。于是我想当然的就觉得，骨折了就是这个声音。所以我就把这个经历套在了巴老身上。

　　后来我问医生，医生说：首先摔的部位不一样，其次你的年纪和巴老的不一样，骨质也不同；年纪轻的人骨折时，骨头比较脆，能听见声音，但老人家因为骨质疏松，就不易听到了。

　　第二天，我又去病房。巴老一家子的人都在那里。一见我进去，巴老的侄女开玩笑的说：“‘喀嚓’”来喽！”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巴老也坐在那里笑，然后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巴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一定要写篇文章。”我对他说。

　　再后来，我就特地在上海《新闻记者》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件事。我是想把这个教训告诉自己，也告诉后人：写新闻稿件确实是不能想当然的。哪怕是同样的事情，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可能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这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

　　这事儿同时也说明，巴老的确是认真看了我的报道，而且看出了问题，然后又很善意的对我指了出来。

　　我死之后，你帮我写一篇文章

　　这么多年的接触中，曾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最深。

　　1998年12月29日，我去探望巴老时，顺便问道：新的一年又要来了，看要不要写点什么东西，说说你的心愿和情况？

　　他说不用了，没什么好写的。那时他说话已经比较困难，坐在那里，突然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死了之后，你帮我写一篇文章。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他的那些异议，他应该也会听到一些。平时小林他们也会对他说说文坛上的事情，念念报纸什么的，可能也会讲到一些对他的看法。

　　当时我自己心里一悲，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也就没再问下去。

　　我想，他是在对我信任后，才讲这样的话，让我帮他写一篇文章。他觉得我能把真正的情况写出来。

　　一个原因是我经常在现场，另一个就是我了解他，理解他的用心。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比一些研究巴金的人，更了解巴金。

　　比如网上有人说他占了什么位置，比如作协主席之类，其实我们这些常在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想在那个位子上，但他完全是身不由己。

　　还有的学者在讨论巴金思想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觉得他更多是人道主义。他的主要观念就是想让每个人都有饭吃，都有房住，让每个人都有话好讲。

　　我比巴金研究者更了解巴金，这个话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说的，而是别人说的。包括陈思和、周立民这些对巴老很熟悉的人，也讲过这样的话。陈思和是巴金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他在给别人介绍我时，曾说我已经从一个报道巴金的人，成为一个巴金专家了。

　　想一想，我觉得也不无道理。毕竟我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信息，而他们是第二手的。他们当然没我更了解巴金。

　　跟巴金儿女都是文化圈的人

　　采访巴金，离不开他的女儿小林。

　　2002年，在北京街头的旧书摊上，发现了巴老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小林知道后就赶紧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事。她非常激动，说自己真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下子，我也想起1982年时，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巴金家搬运出这些书刊，当时巴老那依依不舍的眼神。当天我就赶紧过去，跟小林商量。很快我就发了内参，反映了这事。

　　有时发生什么事情时，她就会想到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信任你，她才会这样做。

　　经常是我去巴老家时，小林也在场，我就会跟小林聊。一般小林不接受媒体采访的，这时她当然是没把我当记者看待，她应该是早忘了我的记者身份。

　　文学方面的事情，我们聊得多一些。巴老就在一旁听着，偶尔插个一两句。有时候我们会谈到当前文学界一些人事之间的矛盾和争论，他对这些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听。

　　当然，跟巴老家人的熟悉，第一个原因的确是因为巴老。第二，大家也都在文化圈工作，小林在《收获》，小棠也是作家，我在新华社主要跑文化口，对这个圈子也比较熟。大家在这么一个共同的氛围当中，有共同的话题，相互之间就自然发展成一种朋友关系了。

　　被小林他们接受，跟熟悉巴金是同一个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巴老在晚年的时候，行动不方便，说话不清楚，很多事都是小林来承当的。你必须要被小林小棠他们所认可，你才能有这种方便。

　　我每次去，巴老也都会很关心的问我身体怎么样。因为我年纪轻轻的身体就很不好，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关心。小林他们也是这样。有一年小林去海南，带回来一个石头做的镯子，戴在手上可以降血压，她知道我血压高，就送了给我。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互相照应的关系，也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

　　巴金去世当晚连发6报道 在新华社是第一次

　　我最初去采访巴金的时候，对他倒没有做特别的功课，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后来，他的《随想录》我基本上每本都看过了。开始出版时是出单行本，出来一本，巴老就签好名字，送给我一本，出了8年。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再加上近距离的接触。就更能体会他的内心世界了。

　　就因为巴老说了那句话，让我在他死后写一篇文章，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肩头上有一种责任。从1999年直到巴老去世，基本上这几年我一直不敢出门。我就怕万一他身体不好，假如我不在，来不及写稿子报道他，我会觉得很辜负他。

　　后来巴老逝世之后，我就写了一篇《巴金留给我们的财富》。

　　他去世的当天晚上，我连发了6篇稿子。新华社还从来没有为一个作家的去世，一下子发这么多的稿子。说实话，当初我也根本没想到，巴老去世，媒体会有那么大的动作，发出那么多的报道。

　　巴金的那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这次出的这本书也是我交的一个作业，只是我不知道，巴老在天之灵是否满意。

　　我最后悔跟巴金交谈太少

　　这么多年对巴金的采访中，有没有特别后悔的地方？有!

　　我还是觉得跟他交流太少。可能我今天跟他谈的，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但初期我并没有这个认识。

　　1988年沈从文去世，当时我们新华社没有发消息，后来在几天后才发了一个短消息。巴老写了《怀念从文》，非常愤怒。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他对朋友不公遭遇的这种愤懑。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就很大。当时我就想，以后我不要犯这种错误。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又对巴老了解多少？

　　因为你要写一个人，你就必须自己去了解他，别人没有责任来向你反映。他家人不会说给报社打电话，说我爸不行了，你们派记者过来——这根本不可能。其他人也不可能告诉你，只能靠自己主动。

　　再加上1989年之后，很多文化人……中国有份量的文化人不是很多了，当时我是有这样的感觉。还有就是，后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也开始知道史料的价值。

　　80年代初巴老就说过，你是老朋友了，你来没关系，但我还是去得不很多，交流得很少。后来，90年代后，交流得才多起来，但当时他说话已经有困难了。

　　我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有时候就想，自己真是不可原谅的。我有这么好的关系，为什么自己没抓紧？

　　不过，有时候也想，毕竟我不是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每天都陪在他身边，自己毕竟只是一个记者。

　　在巴金去世前的最后三年，重要时刻我都在场。趁着自己现在还记得清楚，身体还能支撑，赶快先把它写下来。如果不写下来的话，可能就烂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

　　◎《感觉巴金》，主要记录了2003年以前，记者赵兰英所见证的许多巴金故事。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巴金零距离》，上半部“震动中国”、“惊动中国”和“感动中国”三篇，主要记载了从2003年到2005年巴金去世前，记者赵兰英以亲历者的身份，所看到的巴金故事。下半部主要记录了在上一部书中没有写到的一些故事，并收集了她作为新华社记者发出的一些报道。2006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