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图书馆

　　我在这所大学已逾半个世纪。这里的图书馆，特别令人瞩目。人称：“一塔湖图”的“图”嘛。与湖光塔影的景色相比，它更具精神的魅力。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风云变幻，我侥幸没有脱离这所学校。三十多年来，又有幸住在校园的附近。几次搬进宽敞住房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远了些，难以割舍这所校园，尤其是这个图书馆。馆藏的图书文献，据说达四百多万册，居国内大学同类之冠，大概没有疑问。有一位著名美学家，在上大学期间，天天沉浸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积累、思考，为往后的累累学术成果夯下了基础。

　　整整50年前，我从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回到学校读书时，社会处于政治动荡的间隙，相对地稳定与和谐，学术与知识一度得到尊重。“向科学进军”和“齐放”、“争鸣”的号召，让人兴奋鼓舞，知识分子有过一个短暂的“早春天气”。那时的图书馆，还是在一所面积不大的旧楼里，人多座位少，常常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每天开门时，总有早已聚集的人群蜂拥而入，并有用书包或课本占座者。这成了门前门里多少令人尴尬的一道风景线。与那位美学家敢于突破常规的胆识和毅力相比，我不免感到惭愧，只是间或在课余挤进图书馆。不过，若能占到一个座位，又能借到一两本中意的书，那静谧的环境、宽敞的桌椅、别具一格的台灯，能让你潜入书中，几个小时不知有他的。不料，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季，“气候”突变。政治代替了学术，偏执压倒了理性，众花凋谢，各家偃息。“斗争”连连，“批判”成风，并曾愈演愈烈。图书馆内外的那股生机便逐渐消沉，门庭若市几乎变成门可罗雀了。至于“十年动乱”期间，图书与楼阁能免毁损之灾，就算幸运了。

　　近二十多年来，本是大好转机。随着经济的崛起，应有文化的高潮。出版事业、图书市场日渐兴旺。校内的这所图书馆，新建后又几度组合与扩建，可谓规模空前、硬件大增、面目一新了。昔日那种门前聚集、室内占座的历史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可是，当我走进图书馆内，却又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冷清。昔日出纳台前的人头攒动，管理员传递书条与书本的穿梭奔忙，早已不见。人们似都比较悠闲。这固然与空间的扩大、条件的改善有关，但教师与学生、研究生的人数，不也成倍和几倍地翻番了么？除了一个比较狭窄的“新书阅览室”，读者出入的人数较多以外，馆内的各种开架图书和期刊阅览室，大都人烟稀少。至于学校文库和古典文献等阅览室，更少有人光顾。有的馆藏和文献，因长期积存，无人过问，早已布满灰尘，与世隔离。胡适先生留下并赠予这所大学的102箱书籍、文件，至今下落不明，不知何时才能加以整理和利用？

　　那么，图书馆内为何会冷清起来呢？首先，是社会大气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热衷于追求近功与实利，心情比较浮躁，静不下心来读书、做学问。“板凳愿坐十年冷”的人，太少见了。此外，具体原因，大致有三：一曰用电脑。许多人从电脑上查阅、下载资料，用不着到图书馆借书、看书了。的确，电脑这种现代化工具，在一定程序上，信息反映快，搜索广，效率高，但也有其局限和弊病。图书馆里古今中外或历史悠久的文献，却并不是电脑都能反映出来的；馆藏的图书典籍，有一种原汁原味的特点。那翻开卷页的悠悠书香，反复品味的重重乐趣，往往是望着荧屏难以享受的；电脑上提供的东西，常常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包含不少重复、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如李敖先生所说的“垃圾”，需要认真分辨，也是耗费时间的。我总觉得，做学问、下功夫，还是一书在手，伏案细读，更有利于熊十力先生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二曰读教材。大学生一进校，就面对一个庞杂的课程体系，四年内一般要听二、三十门课，都有指定教材，统一购买，不必去图书馆借阅。四年下来，主要读过二十多本教材，便可通过考试，拿够学分，获得文凭。因此，听课，学外语，读教材，做习题，写作业，似乎便填满了他的学习时间与思维空间。他们进入图书馆，多半滞留在过道大厅摆满桌子的阅览处，忙于去完成那些布置的任务，而很少进入各阅览室和书库，去主动找书、借书。教材阅读，固属必要，但终究是第二手作品。且当今出版的各种教材，水平、质量并非皆属上乘，其中辗转抄袭者，亦不少见。把学生的时间、精力过多地束缚在外语学习和教材阅读上，教材又大都是统编、指定的，要求按照一个模式思维，这难道不会损害学生的天赋与个性么？长期不攻读、不接触原著、原典，如何吸取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制度上一个值得深思的误区么？三曰设障碍。国外的许多图书馆，都在周末和节假日正常开放。我国老一辈学者中，有的因学习勤奋、品格高尚而在国外倍受嘉奖和信任，获得图书馆阅览室的金钥匙，可以自由出入，更是传为佳话。国内的图书馆，却从来不见提供这种方便，且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期间，总有一个不短的“闭馆时间”。双休日本是勤奋者用以读书的良机，图书馆却往往只开半天，或停止借书。一个周日的上午，因研究需要的驱动，我进到一个阅览室，按照常规翻阅了一份装订过的旧报纸，无意识地违背了“规矩”，越过了“防线”，便受到了训斥。我不是要责备这里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我只是质疑这种规章制度，是否有利于推崇和鼓励学术。我愿主持教育和大学的有关部门，少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少搞一些追求形式、论功摆好的“评估”，扎扎实实地做些改进制度，转变风气，调动学生主体性的工作。这对于培养人才，“争创一流”，实为上策。

　　对于调动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时间的主动权，我曾设想大学生可以在时间上做到三个“多于”：上图书馆的时间可以多于进教室听课的时间；阅读原著、名著的时间应当多于阅读教材、讲义的时间；潜心思考问题的时间应当多于被动接受知识的时间。主体性是否调动，不妨从这三方面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