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老人邹承鲁

　　虽然知道死亡是一个老人必然的归宿，而且眼见着久病的邹承鲁先生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但邹先生的去世仍让我难以接受：也许对一般读者而言，邹先生的离去是窗户外面少了一棵大树；那么对我而言，则是办公室中断了一根栋梁！

　　眼中含着泪，我任凭邹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游荡，不愿意再理手中的事务。

　　但电话还是要接的。是报社的朋友，他们想刊登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自己对邹先生的敬意。他们恭维我是最了解邹先生的人之一，要求我务必写点什么。

　　是啊，作为已与邹先生密切交往四年，通读过上千篇!卷与他相关的文章、档案，访问过二三十位相关人员的科学史工作者，我也确实有这个义务。

　　那就擦干眼泪，开始写。邹先生的故事我知道不少，具体写什么呢？还是先上网看看读者们希望了解邹先生的哪个方面吧。

　　“又一个敢讲真话的老人走了”；“中国科学界的良心”；“老一辈的爱国科学家都一个一个走了啊！唉，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邹承鲁也走了。一个个风华绝代的人就这样随风飘逝”……

　　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在公众心中，邹先生首先是一个敢讲真话的老人。这也正是邹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我还发现，在讲真话、在发表批评意见的时候，他会突然变得年轻起来——

　　2003年2月28日，邹先生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向青年学生们介绍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工作中所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在旁陪护的我发现，在批评某工程院院士搭车署名、最后被指控抄袭的事情时，邹先生那被岁月和疾病折磨得有点佝偻的高大身躯突然挺拔了起来，一时目光如电、顾盼生辉。

　　几天后，我将邹先生演讲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经他过目修订后，再递交给某科技类报纸。结果文章被驳回。编辑告诉我：“副总编在审稿时说，现在上面没对这件事情表态，我们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

　　我当时很是鄙夷那个副总编，觉得他缺乏胆量，没有社会责任感，也可以说是不称职。不过到近期，我对那人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因为，我又跟邹先生一道亲历了另一件事。

　　今年10月底，因为怀疑我是某篇批评性文章（下称《邹》文，该文以第三人称述及邹先生对某科学明星的批评）的作者，有几个人突然向我兴师问罪。他们说《邹》文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不“争取主动、采取行动”以求得被批评者的谅解，他们将让我“绝对拿不到学位”（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直接把我“关进大牢”。我企图分辨，但对方说我态度不好，根本就不肯听。

　　我打电话向邹先生告知了此事。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他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三句话：

　　1、《□□》（下称《邹》文）是“邹承鲁传记”中的一章，该书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邹》文原系邹承鲁的口述，内容完全由口述者邹承鲁负责。

　　3、《邹》文可以坦然面对科学历史，而他们所讲的与此相关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也将面对历史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和科学共同体。

　　我将邹先生的这封邮件打印出来给了对方。虽然他们仍宣称“邹承鲁做不了挡箭牌”，最终还是不得不悻悻而去。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之后，因为被怀疑是邹先生话语的转述者，我居然会遭到这样的威胁。由此可见，从1970年代末起就开始公开批评科学界的违规行为的邹先生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啊！

　　邹先生也曾经告诉过我：他确实收到过一些威胁信，并不时承受一些压力。我以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话的份量，现在，我对他当年的处境算是有一些体验了。

　　从近几年披露出来的一些学术批评引发的案件来看，即使有过硬的证据，公开批评一个人仍然会很危险，而刊登那些批评则更危险。但如果缺乏批评，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怎么可能健康发展呢？

　　众所周知的是，邹先生并没有因那些威胁和压力而缄默。与此相反，在紧张的科研（改革开放后，他发表了150余篇科学论文）之余，他仍经常挺身而出，与科学界中的不端行为作斗争，并因此而成为了科学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但愿邹先生不畏强暴、敢说敢当的精神能够得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