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养文，记录民工生活五味

　　“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长，一端是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荆永鸣在小说《纸灰》开头写到的场景。当他初来北京闯荡，就在东城区的甜水井胡同开了一家小餐馆。在朋友们看来，他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

　　荆永鸣在北京实现着他以商养文的梦想。在此期间，他的文学创作也从矿工题材转

　　■本期客座

　　现年48岁，内蒙古赤峰市人，现任中国煤矿作协副秘书长，1997年来京开办一家东北菜小餐馆。

　　2000年动笔创作“外地人”系列。创作中篇小说《北京候鸟》，获茅台杯第一届人民文学奖，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剧。2005年创作中篇小说《大声呼吸》、《白水羊头葫芦丝》。

　　辞职来京意图“以商养文”

　　1997年，不安分的荆永鸣辞去内蒙古平庄矿务局办公室的工作，率领全家来到北京谋生。当时他被中国煤矿文联聘为两年制的合同作家，进京时还特意搬来了用以写作的电脑。但他发现，合同作家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在朋友们的资助下，他的餐馆终于开张了。

　　在煤矿工作时，荆永鸣就热爱创作，他以为在北京开餐馆能“以商养文”。但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梦想。餐馆的琐事弄得他毫无清闲时刻，伙计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饭菜的质量需要关注，顾客酗酒闹事需要处理。还有工商局、派出所、防疫站隔三差五过来抽查，令他疲于应付。他放下了原来的清高，亲自动手摘菜、杀鱼、收盘子。

　　居住空间更是狭窄，他和妻子住在四平方米的平房里，外间还住着餐馆的伙计。这样的房子里除了床，连电脑都摆不下，甭谈创作了。每天忙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根本无暇顾及文学。

　　合同上要求两年内在期刊上发表五万字作品，荆永鸣没能完成任务。

　　外地民工生活点燃创作灵感

　　对于初到北京的两年，荆永鸣感慨地说“不是人过的日子”。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餐馆总算没有一败涂地，还渐渐开始盈利。接着他扩大生意，又开了一家小餐馆，住进了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被搁置的文学创作也开始复苏，从2000年开始，他重新写起了小说。

　　以前写煤矿题材，这次荆永鸣写起了来北京打工的“外地人”系列。由于到他餐馆吃饭的基本都是外地人，他开始以作家的敏感观察生活，和顾客聊天、喝酒，听他们讲故事。餐馆就成了荆永鸣小说的核心地点，伙计、老乡、朋友等各种来京谋生的社会底层人物成了小说的主角。

　　开餐馆的酸甜苦辣使荆

　　永鸣对民工充满了同情，他写下了现实中民工在北京城里遇到的种种烦恼。“城市对民工是一个排斥、压抑的空间。当时我店里有一个厨师，刚到北京时没找到工作，就睡在马路上。那时暂住证查得很严，他就钻到绿化带里，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民工夫妻想过性生活遇到麻烦，就连到街心公园里唱歌也遭到市民们有意无意的取笑。

　　荆永鸣说现在北京城对外地民工不那么排斥了，他也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精神层面。他发现民工很容易满足，自己餐馆里的小伙计相互打赌赢了一块雪糕，比中了大奖还快乐。

　　有房有车依然有漂流感荆永鸣的“外地人”小说系列让很多读者感动落泪，也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注意。“很多作家都在写城市小资生活，我以餐馆为中心，只写自己熟悉的北京打工者。”由于几乎每篇小说都被杂志转载，中篇小说《北京候鸟》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本，他在北京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改变。荆永鸣认识了北京大部分作家，他的餐馆也成了作家们聚会的一个地点。现在他一般上午创作，下午去餐馆和办事处溜达，晚上再回家。也算是有房有车的有产阶级，但荆永鸣说自己不会反认他乡是故乡，依然有着刻骨铭心的漂流感。

　　■客语北京

　　游子的情感在北京越陷越深

　　在北京，人们说我是外地人；回到老家人们又说我是北京人。仔细想想，居京八载，竟活活弄丢了自己的身份，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你是哪里人？”——这是我在北京生活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询问。

　　别人这么问我，我也这么问别人。

　　“日久他乡是故乡”。

　　我却不知道这“日久”是多久。总忘不了几年前在景山东街，我曾被一个卖地图的老人一边追着，一边训斥：“我爷爷就出生在北京，到了我这一辈儿，我还不敢说我是老北京哪，您还成了老北京了，不买地图没关系，甭给我瞎说！”老人的教诲不仅让我从此再不敢口出戏言，而且提醒我，身在北京，时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然而，我却总是喜欢着这座闻名于世的古城，为她的一次次巨变而欣喜、自豪；也为她在文明前行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焦虑……我知道这不是“梦里不知身是客”。无奈的是，一介游子的情感，在这座城市里居然越陷越深。

　　□荆永鸣

　　■北京客访谈

　　开餐馆和搞创作相辅相成

　　记者：第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

　　荆永鸣：1981年夏天第一次来北京，当时我在内蒙古一所中学教书，暑假里鼓动十几个年轻老师来北京旅游。我们住在西城区一个小学里，那时北京住宿很紧张，还要介绍信、粮票。看到天安门觉得很震撼，但感觉广场比想象中要小。两年后，学校组织公费旅游，一个人只补贴20元车费，钱很少但我还是很兴奋。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每年我都要来北京五六次。1997年中国煤矿文联招第一批签约作家，我就决心来北京打拼。

　　记者：怎么想到开餐馆呢？

　　荆永鸣：我觉得以前的工作没意思，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刚来北京时，朋友们一起去吃饭，觉得吃饭的人很多，开餐馆能挣钱。真正搞起来之后，才知道在北京开餐馆是多么艰难。我接手的门脸此前谁做谁倒闭，当时非常担心。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自己撑过来了。

　　记者：开餐馆和搞创作矛盾吗？

　　荆永鸣：我一直认为生活第一，有了物质保障才能创作。尽管我现在写小说有点收入，但更多是精神上的需要，不能当作生存的主要手段。开餐馆对创作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我通过餐馆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到打工者的喜怒哀乐。不好的方面是我正在创作，一个电话打过来，就有事情需要去处理。不过，我觉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者相辅相成。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民工的精神生活？

　　荆永鸣：起初北京市民很反感外地人，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感情上慢慢接受外地人。到春节期间，外地民工回家时，北京市民连蔬菜都没地方买，垃圾也没人收拾。市民离不开外地人，我觉得北京开始逐渐适应外地人的冲击。但在精神上，外地民工很难融入这个城市，即使学会了几句骂人的北京话，还是不地道。外地民工也有自己的快乐，我对他们的疾苦有了新的认识。

　　记者：你的小说里有一种乡愁？

　　荆永鸣：在北京和在家乡很不一样，容易造成精神上的郁闷、焦虑。家乡口音不能丢掉，丢掉了马上就让人觉得连本质都变了。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席间一位朋友说另一个朋友的口音有些改变。那位朋友受不了，分辩说自己的口音没变，气得连脸都变白了。还有我经常夜里在十字路口看到有外地人烧纸钱，觉得很震撼，这种思念家乡亲人的方式就是一种乡愁。

　　记者：可你还是选择留在了北京？

　　荆永鸣：北京的机会要多一些，在老家想找个打工的岗位都很难。很多外省的作家都来北京，主要是这里的文化氛围浓。在餐馆里，我说自己是作家。在作家中，我称自己是开餐馆的。尽管我现在有房有车，但在北京人眼里，我仍然是外地人，他们时时刻刻提醒我是一个外地人。老家的房子即使没人住，我也决不卖掉。因为卖掉了房子，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哪里也不是自己的家。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周南焱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