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李杨用自己的钱拍电影

　　现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经混乱了，堕落、可耻了，自古推崇的良心、气节、操守，都到哪里去了？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北京

　　拉煤的骡子累得汗湿，全身打着哆嗦。人扛着机器，爬进爬出，累得跟骡子似的，头顶不停地掉下煤块——因为在私人小煤窑拍摄，女主角跑了，最后连司机都跑了，其中一个镜头刚刚结束两个小时，煤窑就塌了，两名矿工被压死在井下。

　　电影《盲井》前期拍摄结束后的3个月里，李杨一直吐着黑痰。

　　在关注中国现实的圈子里，这部电影以它的口碑和震撼力，口耳相传，即使是做盗版的小贩，也没有忘记在封面写上——“导演李杨用生命做赌注换回来的电影”。

　　“盲井”是李杨生造出来的一个词

　　《盲井》是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它更像是《南方周末》或《新闻调查》的一个报道，像一部纪录片，直接干脆，命中要害，而且，不煽情，不给答案。导演李杨没有用任何花招，电影里没有时空转换，没有音乐，没有刻意的技法，没有长镜头，甚至连摄影机也一直是平视的。

　　刘庆邦和李杨喝小酒的时候谈起剧本。

　　“我是个穷学生，实在没有多少钱。”

　　李杨刚从德国回来，没有多少积蓄。

　　刘庆邦说，他是被李杨身上的真诚打动的。“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在承担责任？太少了。李杨非常不容易。”

　　为了改编剧本，李杨到宁夏和河南等地的煤矿实地生活，矿主以为他是记者，掏出枪顶着他。

　　矿工们这样描述矿难，“两块石头中间夹了一块肉。”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很淡然，生活就是如此，吃饭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没别的活路。死了，就死了。

　　这种生活震撼了李杨。

　　拍摄时当然要接受各种盘问和质疑：你们是干什么的？为啥要拍这个？这些是白道上的问题，还有黑道上的：你拍这个东西，肯定是拿到外面挣大钱，你得先分我一些，要不然你想走？ 　　

　　井下的条件非常困难。没光线怎么拍？总不能用微弱如烛光的矿灯拍摄，结果只能借助最简陋的光源。在小煤窑里拍摄时，一块面盆大的煤掉下来砸在录音师的背上，他没有受伤，因为矿井很矮，他弯着腰，背部紧挨着那煤块。 　

　　《盲井》中饰演黄矿长的，是副导演鲍振江。

　　“找我的时候，李杨就实话实说了，他没有钱，拍电影的钱几乎全是借的！你不了解电影圈，没有人用自己的钱拍电影，只有李杨！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又是这么好的本子，没有钱就没有钱，先拍了再说。”

　　远在郑州的鲍振江在电话里非常激动，尽管已经过去3年了。他还记得大煤块砸在李杨身上，李杨拍拍身上的煤灰，笑了笑，很镇定地安慰大家：“我没事。”

　　李杨以为只要真诚地相信别人，就可以把事情干好。“在德国，我觉得人的相处是很简单的。”但没有想到，拍摄中途，制片突然搅局，整个剧组工作瘫痪。

　　“可是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说起这个，几乎要哭出来。

　　在剧组被某些人散布的谣言弄得几乎瘫痪的情况下，李杨和鲍振江带着演员连夜秘密转场，鲍振江说：“像地下党！”

　　在私人煤矿里，井下长期缺氧，30多小时的拍摄，需要不时用鼓风机把空气吹进来。没有人送饭，大家一直饿着肚子拍。即使是壮实的骡子，也累得浑身汗湿，腿不停地打抖。演员王双宝对这个细节印象非常深。“人爬到井下，已经是一身汗，空气也不够，刚开始，大家都害怕，后来，也不管了。想起来，真是后怕。”

　　近两个月时间里，李杨没有刮过胡子，没有剪过头发，照片上的他像个野人。

　　在中文词汇里，找不到“盲井”。那是导演李杨为自己首部剧情长片生造的一个词。《盲井》的英文片名《 Shaft》，除了有矿井的意思，也可解作欺骗、陷阱或光线、棍子，也指男性的阳具。

　　李杨想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性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原先只会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突然要面对花花世界了。”

　　影片结尾，唐朝阳和宋元明(唐、宋的勾当是在井下害死矿工，然后向矿主骗取抚恤金)在矿井下死去，元凤鸣(唐、宋的新目标)意外得到一笔补偿金，他送这“两个亲戚”去火葬，捧着包袱，茫然回头，不知路在何方。

　　有的人不再和李杨一起往前走，没有钱，冒着生命危险，干着有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还在等待他的召唤，为了能和这样一个人一起做“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时常通电话，发短信，互相鼓励。

　　“我不能拽着别人和我一起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走下去。”李杨说。

　　这就是“阶层”

　　李杨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和上次一样，他也要做大量的实地“采访”。在民工聚集的广东东莞，李杨穿一件质地很好、看上去高贵的黄褐色皮衣，非常扎眼。

　　这样一身豪华的“行头”，没有让他的“采访”砸锅。

　　在光线昏暗的出租屋里，李杨抱着黄帆布书包，坐在小板凳上，睁大眼睛，听着他们的故事，时不时，掏出小本本记着。几乎无话不谈，最后，民工把自己腌的家乡口味的泡菜捞出来给他吃。

　　但这个讨人喜欢的“老李”终于发了脾气。他陪民工到邮局寄书，邮局的职工眉飞色舞地打电话聊天，就是不理柜台前的人。站在后面的李杨怒吼起来：“你能不能先把电话放下？”

　　他们不知道，这个怒吼的人，10年前同时和6个人打架，至今手上还留着伤疤。他说，人不能欺负人。就算是10年后的今天，一辆闲置的警备车在北京的居民小区旁冲着行人高鸣警笛，李杨还是会过去说：“这么大声音干什么？”

　　东莞的厂房是密集的，鸽子巢一般的工人宿舍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一栋临街的楼房上，只有最顶层装着一排空调，那是工头住的。

　　李杨用手指了指，“这就是‘阶层’。”

　　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李杨深谙德国电影。在他看来，德国电影大都离不开历史、政治、战争、创伤这类字眼。不遗忘历史，自我批判，这让李杨学会了另一种思考方式——“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看中国人，包括看中国的文学，大家都批判别人非常非常犀利，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在批判自己，从自己的心灵上找问题。”

　　柏林电影节自1951年冷战时期举办第一届开始，始终以艺术的眼光厚待那些没有多少资本、在电影这个工业体系中生存的底层力量，期待为整个时代输送新鲜血液，启发新的生存观念。但在最近的15年里，“最高艺术贡献奖”一直空缺，直到2003年，《盲井》获得该奖项。

　　我曾经问李杨：“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知识分子？”

　　李杨说：“我从来不认为读书多就是知识分子。我比较赞同古代的知识分子——‘士’，就算你是小学毕业，只要你对这个社会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没有大小之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现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经混乱了，堕落、可耻了，自古推崇的良心、气节、操守，都到哪里去了？”

　　今年2月，我去他的住处拿照片，他突然面容灰暗疲惫，胡子拉茬，眼神恍惚。

　　“我在写剧本，过几天还要去四川采访。”他指着桌子上的纸笔，字迹很重，凹陷到纸的背面去。

　　这是春节后北京天气最糟糕的一天，初春的风，猛烈刺骨，风沙满天。这个46岁的男人带着梦游般的神情，站在北京狂风怒吼风沙扑面的街头，夜很黑，周围没有人，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头发被掀得乱七八糟，嘴边却还带着一点沉浸入神的微笑——风吹得人简直睁不开眼，吹得人刚张开嘴，牙齿就落上了沙土。我看见他掖紧大衣，顶着风，慢慢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