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少年时候的自己，其实也是在回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向，从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回忆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摇滚风潮中，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日本年轻人对世界的构想。我的摇滚时代

　　被视为“异端”的音乐

　　已故摇滚奇才法兰克·扎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回顾自己少年时代说：当年的社会风气不允许他向父母坦白承认自己迷上大众音乐，不过，那时的社区里往往有一两个年龄稍大的朋友乐于担当“启蒙”老师，把关于“不好的音乐”的知识和信息不断提供给无知的年少同伴。

　　扎帕，一九四○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他回顾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古老的海港城市的情况，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日本，同样“迷”上大众音乐的我（扎帕喜欢R&B等黑人音乐，我却爱上美英白人摇滚），尽管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也依稀可以体谅扎帕的慨叹。当时我的父母一定为沉湎于这怎么也听不出魅力的“噪音”而荒废学业的没出息孩子的将来担忧，至于我这个不肖儿子也心中有愧，以为摇滚是偷偷摸摸背人听的“秘密”音乐。本来，摇滚音乐绝对不是代代家传的文化“正统”，而是在此之外传播并扩大影响的“异端”音乐。

　　当然，就大众音乐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来说，在正宗老牌美国和尽将非本土地道货进口而只管消费的日本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扎帕慨叹的是经过越南战争、Flowermovement、嬉皮士运动之后，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大规模转型甚至瓦解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风气。而日本呢，到了这个年代才大量引进美英摇滚，所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经历过以亚文化的普及为主要动力的社会变革。如此进口摇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时髦而已——它后来成为贪婪的商业主义之饵食也绝不是偶然的。

　　到了充满着浮躁噪音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摇滚在日本堕落成口香糖、可乐、麦当劳、肯德基一类新奇的舶来商品，家长见到自己的孩子沉湎于摇滚乐也不再动怒，认为这是时势使然，起码比乱开摩托车被警察抓起来要好得多。

　　我念初中、高中时，留长头发、穿喇叭型牛仔裤和高跟长筒鞋，拿着电吉他上学等等模仿摇滚明星形象的举动，是需要莫大勇气、类似有意“犯罪”的大胆行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如此服装发型的中学生吗？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背着父母监视的眼光偷偷听的摇滚带着些许不道德的、危险的毒性芳香，而这种“不道德”和“毒性”恰恰是摇滚乐本质的属性之一。至于父母也容许的摇滚乐，那未免太健康，我甚至怀疑它究竟是否属于摇滚。

　　唱片还是奢侈品

　　如上所述，我在摇滚被视为流氓音乐的时代长大并开始钟爱它。那么，当年我从哪里获得有关摇滚的信息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还是学校同学。

　　我生长的东京西郊是战后才开发起来的地区，自然没有以传统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所谓社区。而且，以我的家庭为典型例子，这个地区的家庭基本都是“核家庭”——是父母一代才到东京定居而组织的。所以附近也没有可以当“启蒙”老师的表哥表姐等有血缘亲戚关系的孩子。我上的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学生们家庭的环境和经济条件也差不多，在这种条件下，找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不难。原来都是背着父母听“流氓音乐”的“负疚”的孩子，嗅出伙伴的嗅觉或许异常敏锐。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唱片还是奢侈品。据统计资料，一九七四年日本家庭的全国平均收入为每月二十万日元左右，当时一张LP唱片的价格呢，最便宜的是一千七百五十日元一张，而美英摇滚的宝库牌贵些，两千三百日元一张，两张一套的超过三千日元。就是说，当时一张唱片的价格相当于每个家庭一个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一，昂贵得要命。由此看来，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一般平民家庭的中学生来说，购买一张LP唱片是需要很大决心的冒险性消费行为。记得我从十五岁就开始拒绝带家里做的便当盒饭，要求在学生食堂吃饭，以此每天向母亲要两百日元。实际上，我每天只花一半，把剩下来的一半一点点地积攒起来做购买唱片的资本。哪里有肚子不饿的十五岁？多么令人心酸的可怜努力！当时的我，每一张唱片都是食欲的结晶！所有曲名和收录次序、制作人的名字、录音室的所在等等，我都背得烂熟，无所不知。而现在的我，每年毫不踌躇地买好几百张CD，但是对于每一张CD以及它所收每一支乐曲的爱意却大大减退，听一两次就放进柜里不管，简直是“一次性”浪费，在店里购买的时候也没有三十年前那严肃、认真、紧张的心情了。当年的我，真的是绞尽脑汁研究该如何投入有限的珍贵资金以换取最大的满足。很明显，对于音乐，三十年前的我比现在的我更热情更投入，换句话说，更富有爱心。

　　当年校园里，如我这样“负疚”的孩子们进行的对话，更是充分发挥互助精神的信息交换：“哪一家进口唱片店减价？”“下次一起函购，可以节约邮费啊！”“我把最近买的Faces的现场录音片借给你，你珍藏的CSN&Y赶快借给我吧！”这，确实是值得怀念的“附加回忆”。

　　学会听“深夜广播”

　　那么，我的摇滚“启蒙”老师到底是谁？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我至今不知哥哥到底在哪里第一次接触美英摇滚，可能是受同学的影响，也可能是首先学会听“深夜广播”。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这种中波无线电节目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其实，它没有特别的内容，不过是在半夜零点后，主持人用轻松亲切的口气谈谈滑稽的话题，谈了一阵，就播送最新的流行歌曲，播完了又接着聊，如此一直到拂晓时刻。我猜想，哥哥很有可能先向这个流行节目扑过去，结果，逐渐熟悉了美英波普乐和摇滚乐。

　　那是披头士还没正式宣布解散的年代，小时候跟我一起学过钢琴的哥哥，不知在哪里弄来了一本披头士《顺其自然》专辑全曲的乐谱，在家里开始弹起那个令人难忘的Letitbe前奏。对于当时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来说，大三岁的哥哥具有抵挡不住的影响力，是无上的权威。做什么都要跟随模仿哥哥的我，也不知不觉间开始热衷于披头士了。

　　在此我又想到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如果一家四口人由于住房条件不佳而不得不睡在一起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守着收音机到半夜两三点听所谓的“深夜广播”。如此想来，日本“深夜广播”的流行，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经济的急速发展。

　　据政府统计资料，恰恰在一九七三年前后，大城市里的住宅情况开始有所改善，每个人都能居住一间独立的房间。以我老家为例，一家四口人从一九六六年起住四间一厅的房子。这样，家里的孩子也占有专属于自己的空间，孩子不再需要看父母的脸色，可以尽情享受与大人不同的时空，也能够在那里经营独立的精神生活。听“深夜广播”，就意味着这种“独立”，甚至可以说，它象征了日本的富裕化和经济发展。

　　知识阶层的追求

　　至于我父母那一代，他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尝尽战后的贫困，而且一个人离开乡下，在人生地疏的大城市里为扎下根而奋斗。在稳定的小康生活被热烈追求的时代，除非明治时代以来一直居住在东京、且本来就拥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人，即比较优越的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其他人简直不可能享受西欧音乐。

　　我父亲在这方面也“奋斗”过。作为一个乡下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为了弥补而拼命地吸收最起码的古典音乐知识。他买下粗糙的音响，一个一个地“学习”起来。至于他“学习”哪些音乐，从家里还保存着的当年的旧唱片，可以窥见一斑：科尔托、鲁宾斯坦的肖邦，小提琴是梅纽因或海菲兹，瓦尔特或福尔特万格勒指挥的交响乐等等，很“正统”且有体系性。后来，经过多年辛苦奋斗，好容易实现了稳定的小康生活，接着就来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希望孩子能够补偿自己的悔恨和不足，竟让年幼的孩子学钢琴。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居住的住宅是市政府大量供给市民的公寓，两间一厅，总面积只有二十五平方米。没想到父亲那么大胆，给我们兄弟买下横宽一点五米、进深零点六五米的立式钢琴！对那么狭窄的居住空间来说，这架钢琴太巨大了。实际上，这个未免有些过分的“教育”给我的影响太深刻，使我的人生变得异常丰富——就这一点，至今我也实在不知该如何感谢父亲。感谢之余，我还不能不想到，日本战后确实有过一群知识分子为了获得“正统”、“高级”的知识而拼命努力，而且把自己的不足和遗憾让孩子一代来弥补……想到这一层，我真的流泪。

　　所谓“代表”战后日本文学界、思想界的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丸山真男等精英知识分子，从年轻时代就能够享受优美的西欧古典音乐，因为他们是东京人，在富裕的家庭长大的。他们成名后也以得意洋洋地谈起青少年时代的音乐经验来换取稿费。

　　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这是一种无奈。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求知欲极其炽烈，而且非常诚恳真实。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纯粹陶醉于音乐的愉悦之中。但是，事与愿违，父亲的梦想，一半实现了，一半最终没有实现。他比他的同辈早一步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总算实现了战后日本人共同的“富裕梦”，但正是因为他给了孩子独立的房间，讨厌巴托克练习曲而常常逃避练琴的没出息儿子，竟偷偷听起“深夜广播”来，并由此中了美英摇滚的“毒”，到了十二岁就放弃“正统”古典音乐的训练，跑到披头士这一边来，十五岁就开始穿起喇叭型牛仔裤、组织摇滚乐队跳呀喊呀！呜呼！

　　摇滚是一种“嗜好品”

　　就我个人的印象来说，时下的中国似乎依然缺乏对摇滚历史和发展过程的了解，却已产生被支配信息的“权力”轻易操纵的大量“摇滚消费者”群体，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赋予国产摇滚（它到底不过是对进口货的模仿而已）过度深刻的意义，同时把自己的主观解读提升为话语并广泛散布。

　　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我以为摇滚既然是摇滚，是一种“嗜好品”，就应该把它看作嗜好品来对待：听众要依靠自己的耳朵去判断自己的真正爱好。人家让你喜欢什么，就以为应该喜欢什么，是孕育不出自我的精神世界的。如果对自己的嗜好都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对于其他任何问题，可能都会是盲目的。

　　所以我以为，身处东方的年轻摇滚爱好者，在接受如摇滚这样的西方文化形式时，最重要的应该是不被各种媒介的宣传和商业炒作弄模糊自己的眼睛。

　　摘自《书城》2006年11月号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