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历史漩涡中的鲸须

　　与溥仪的恩怨情仇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1934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编者注：汪精卫的本名)。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本人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既生蒋，何生汪

　　1935年时，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他后来的变化。

　　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鱼的胡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上周，急欲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可以从研究汪颇像鲸鱼的须子一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他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被暗杀的暗杀者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这位汪先生在1932年说过：“哪怕日本可能派来100万军队，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量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 显然，汪精卫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

　　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8个月后，就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

　　“鲸须汪”61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记者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