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为大众找回孔子

　　本刊记者 刘晓阳

　　于丹新书签售现场，拥挤的人群令人震惊。冬天凛冽的寒风中，长长的队伍将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绕了一圈，大厦北边的小广场上，排队的读者更是折成了四队。于丹的“粉丝”——“鱼丸”们还络绎不绝地加入队伍。一位不明就里的过路人不知给谁打电话：“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人特多，好像出事了！”

　　继易中天之后，于丹成为“百家讲坛”中最受欢迎的讲座学者。在于丹新书签售结束的一个星期后，记者走进了于丹的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里一堆堆的儿童玩具，40岁的于丹和她两岁多的女儿经常在这里一起疯玩。橘红的沙发，显示出主人活泼开朗的性格，而立于一侧的书柜则透露出，主人是一位既古典又时尚的学者。

　　《论语》就是告诉大家，怎样获得心灵的快乐

　　于丹坐在记者对面，紫色毛衣，棕格子短裙，说话声音洪亮，不时笑声朗朗，话题就从她的新书开始。

　　记者：您的新书《〈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正在热卖；您的讲座也得到大众共鸣，您觉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于丹：签售那天的现场让我很感动。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冲着孔子来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冲着孔子一个人，而是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而来。

　　找我签名的人群里，年龄、知识层次、生活阅历大不相同。我印象很深的是两位民工，他们戴着安全帽，穿着泥渍斑斑的工作服，一人抱了5本书，说是要买回去给工友看。他们花自己用来糊口的血汗钱买书，这恐怕是《百家讲坛》没有想到的受众。

　　还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的退休博导，已经80岁了。如果在学校里，我就是他孙子辈的学生，应该毕恭毕敬把书送到老先生面前。可是他坚持自己排队，还不让人告诉我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

　　当时有一个老大爷说，谢谢你把孔子给中国人找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心声。

　　我个人并没有能力去找，但是中国人找回孔子的心一直都在。这些人为什么而来？一方面是为了古圣先贤的经典，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内心那种对生活态度的忠诚。他们是一群讲究生命质量的人，他们在内心追问自己：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准则是什么？

　　记者：《论语》这样的传统文化经典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为什么至今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于丹：21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的心灵却越来越困惑。在这种困惑中，我们都在呼唤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真理，对这种真理的需求比从前更强烈。这就是《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在今天的魅力。

　　孔子待人处事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他，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他，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要想平稳，需要哪些条件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要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保障。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第三，老百姓要有信仰。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掉什么？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武力保障了。子贡又问，如果只留一条呢？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宁肯不吃饭了。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仅仅是一个指标；而内心真正感到安定平和，则来自于信仰。每一个在物质繁华包围中的人，都要问问自己：你幸福么？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在这个时代，内心有信仰、有准则会是一种幸福，内心无准则将是一种灾难。《论语》就是唤醒每一个中国人心有所感的、简单朴素的道理。它让人内心有准则，有参照，可以在多元的选择中把握自己。

　　记者：易中天在给您新书写的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是不是众人都需要的？如果是，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于丹：其实易老师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这个序的后面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所谓道不远人，孔子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这个道理对今天也一样。你会发现，孔子说的道理，在今天都有普遍适用性。

　　头顶理想主义天空，脚踏现实主义大地

　　于丹说，上《百家讲坛》简直是她一辈子最严肃的时候。她边说还边连连摇头，一副不情不愿、不堪回首的模样。

　　两个月前恐怕还没多少人知道于丹的名字，而现在，她的人气指数只怕连易中天也难以匹敌。这位《百家讲坛》的当红主讲，以《论语》系列再次创下了该节目的收视高峰。易中天也在自己的博客里为她叫好：“于丹，真棒！”

　　记者：在《百家讲坛》传播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心得，您的这种讲述方式是如何确定的？

　　于丹：接受讲课任务时，我是有点忐忑的。我从四五岁开始学习《论语》，大学读的又是先秦古典文学专业，随着人生的成长，对论语的感悟也在不断变化。但是直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参悟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想，我对孔子的感情是敬而不畏的。孔子在我心目中是特别亲近、温柔敦厚的长者。我不敢说我能参悟《论语》的深意，也不会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用学术的方式去进行严谨的解读。我可以做到的是它的外延，用我个人的生命去体会，给大众讲述一己心得。读博士时我学的是传播，我试着站在传播学的角度上，用大众传媒的属性去激活我对先秦诸子的知识积累。在这两者中找到最易于口耳相传、人心所感的形式，我觉得这就是我讲述论语的方式。

　　记者：电视这种大众媒体有独特的传播属性，要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会不会让大家觉得经典被简单化了？

　　于丹：我在大学里也讲《论语》，讲古典文学。但我不会把大学讲堂的讲法搬到大众传媒这种平台上，我必须照顾大众的心理属性。经典的意义和价值要在不同的平台上实现。我讲的《<论语>心得》是个人生命的阐发，大众需要的也是与他们的生命经验相关的东西，我希望每一个人会在这里有所感悟，在自己的角度上对《论语》作延伸和体会。

　　记者：听说您还准备在百家讲坛上讲《庄子》，那么庄子在您心中是什么形象呢？许多人觉得儒、道很多观念是对立的，您认为呢？

　　于丹：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在盘古开天辟地这个

　　打一个与现代生活相关的比方：孔子是八小时之内的，所以要入世、敬业；而庄子是八小时之外的，追求自由快乐，超乎功利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两者一个是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是穷则独善其身。他们互为表里，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两种元素，每一个人的血液中都有这两种成分。

　　给天使们缝补翅膀

　　于丹的电脑里保存着很多照片，每张照片上的于丹都是笑容灿烂。其中有一张是她和学生的合影，作为系主任的“于老师”还带领一帮青年男女爬到了树上。

　　于丹不简单，她有一系列醒目的头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

　　记者：您现在专业方向是广播电视媒介学,其实您大学读的是中文,读硕士时学的是先秦文学,怎么后来改行了?

　　于丹：我父亲是搞文史出身的,学中文是我的兴趣爱好。到读硕士的时候,按我的兴趣,是要读古典诗词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小,还不到21岁,我爸爸就跟我讲,如果把先秦两汉啃下来的话,你后面就全通了。

　　硕士毕业后,心里有很多迷惑：我还这么年轻,难道就一辈子搞这种研究吗?而这个时候，传媒业处于一个转型期，发展空前绝后，以一种深入人心的方式记录了变革中的中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选择传媒就是选择一种不断变化的、能够作用于当下的生活方式。但古典文学仍然是我生命的东西，是内心的根系。它们在我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特定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一直指导着我的生活。

　　记者：您身兼数职，这其中最看重的身份是什么？

　　于丹：首先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的第一要务是讲课，还要带研究生；第二，我作为影视传媒系的系主任，系里的公务不能怠慢；排在第三的就是媒介运营研究，我的本行。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书斋里写文章，另一方面你要跑出去，要作实证。我现在每个星期飞两个省，年底很多电视台在改版，酝酿推出一些新频道。其实就我做嘉宾、出镜来讲都是客串的事儿。现在有很多媒体问我，你是不是就从幕后走到前台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本行就是幕后。

　　记者：听说您给学生们上课经常会跑到酒吧，边聊边讲课，和学生们无话不谈？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于丹：对学生，老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伴随他们成长。我第一次接触这些学生的时候他们是十几岁的孩子，等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一段时间是人生定型的时候，作为老师最重要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让他怎么成为自信的人，拥有获得幸福的能力。

　　子贡曾对孔子说：“这一辈子，您就告诉我一个字，我就可以终身受益。”你说什么教育能浓缩成一个字，孔子还特宽厚，以商量的口气说：岂恕乎？就是宽恕的“恕”。老师对待学生尤其要宽容，亦师亦友。

　　曾经有一个学生，送我一个礼物。是她自己绣的十字绣，里面绣着一个很优雅的女人，弯着腰拿着一根针，底下有一个脏兮兮的小孩，举着胳膊，女人抓着小孩的胳膊。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了这个学生给我写的字条。她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掉到地上的天使，他们来到地上是因为翅膀断了，在他们还没有忘记天空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寻找为他们缝补翅膀的人。这就需要成人世界里没有人嘲笑这些孩子的青涩、莽撞、唐突，能够包容他们，能够爱他们，能够鼓励他们缝起翅膀，重新记起天空。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对老师这个角色最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