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走好相声走好

　　事实上，给了相声致命一击的是对相声娱乐功能的过度看重、过度强调，这种强调抽去了相声作为一门笑的艺术存在于传统中的根基，打散了经历数代传承摸索出来的规律。

　　撰稿／严 锋

　　马季匆匆地走了。我一个一个地翻看着送别马季先生的视频，感到一阵阵的难过。看到送别队伍里那些曾经熟悉的相声演员：白发苍苍、步履缓慢的苏文茂、表情沉痛的唐杰忠、马志明、李伯祥……感觉他们的动作和表情里无不涂写着这样四个字：兔死狐悲。

　　关于马季，这几天媒体上有一句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话：马季的死带走了一个时代。每次读到它的时候总觉得很茫然。因为将近三年前，马三立先生仙逝的时候，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也是这么个句子：马三立的死带走了一个时代。而这个于今被这几位相声艺术家越带越远的时代，大致早在1993年侯宝林逝世的时候就已经步履仓皇了。

　　有人把1990年代以降相声的没落归罪于从侯宝林到马季再到马季的弟子们的相声革新——这革新既关联着从“穷不怕”以降的地摊儿相声，或者说传统相声的血脉的断续问题，也关涉到姜昆、师胜杰这些“文革”后开始成名的所谓半路出家的演员的基本功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电视晚会中的相声几乎是在一夜间不再逗乐的。这个事实使得某些振振有词的夸夸其谈显得令人沮丧。

　　回望那个被这些夸夸其谈贬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又是群星闪耀、笑声朗朗的相声的革新时代(当然你也可以称它为相声的宣传时代、歌颂时代和讽刺时代)，用记忆搜寻从《夜行记》(侯宝林、郭启儒)、《十点钟开始》(马三立、王凤山)到《游击小英雄》(马季、唐杰忠)、《帽子工厂》(常贵田、常宝华)、《如此照相》(姜昆、李文华)、《糖醋活鱼》(侯耀文、石富宽)、《灭鼠轶事》(牛群、冯巩)……这些属于相声史的光荣的段子，我要说，相声担负了时代赋予的宣传使命，这是它的不可改变的命。这种使命当然有可能让相声艺术本身发生某种畸变，但是它不可能销毁相声安身立命的根基。相声在20世纪的中国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要求和时代际遇中艰难前行的历史就是和它的宣传使命辛苦磨合的历史。把宣传变成娱乐不是容易的事情，变成艺术品、变成经典更是挑战极限般地艰难。相声不需要釜底抽薪式的傲慢和偏见，它需要的是对相声的本质的悉心体认和仔细钻研，这当然也包括对相声的革新时代的重新审视和认真研究。

　　这几天，我在网上读到的一篇最好的怀念马季的文章来自中华相声论坛，这篇文章(作者：大饼叔叔)如数家珍地分析了马季的成熟段子和传统相声的关联，写道：“听《海燕》的底，仿佛竟有些《师傅经》的痕迹；不掌握《对坐数来宝》，怎么可能写出《三比零》这样的段子？《五官争功》脱胎于《六畜兴旺》，可二者的质量有云泥之别；《一仆二主》取材于《山东跑堂》，针砭时弊又岂是后者能为？即使在《白骨精现形记》这样的应景之作中，模仿‘女皇’打扑克的包袱仍依稀看得出《打牌论》的影子……”这段分析让我恍然悟到马季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里也透露了我刚才所说的相声时代能出现这么多传世的相声作品的内在原因。继承和发展的复杂的辩证关系让这些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相声艺人调理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真是令人咋舌，令人倾慕，令人汗颜。

　　从这里出发，再来看几乎是一夜间相声宫殿的倾圮，仿佛就有点眉目了。事实上，给了相声致命一击的是对相声娱乐功能的过度看重、过度强调，这种强调抽去了相声作为一门笑的艺术存在于传统中的根基，打散了经历数代传承摸索出来的规律，比如，讽刺元素的存在与否、铺垫技巧的需要与否、知识学养的深厚与否、生活真相和生命本质的可能获得与否。如果以这些标准检点和审视1990年以降的相声创作，结果肯定是完全不如人意的。

　　马季走得匆忙，也许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倒是当年缠绵病榻数年的侯宝林曾经有条不紊地留下遗言，他说：“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他还说：“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视为生命的相声发扬光大。”我是不奢望相声还能被发扬光大的，唯愿现在的和今后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以及所有对相声有所需求、有所期待的人群，都能够记得侯宝林的这句生死交代。

　　祝马季先生天国安泰，祝中国相声前程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