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国小说创作:繁荣与缺失

　　2006年中国小说创作很繁荣:业内估算，出版长篇小说将达到1000多部，各类小说的读者群保持稳定，小说品种及其写作群体继续丰富多元。不过，繁荣背后的问题也不少:市场的催逼迫使不少作者牺牲了艺术表达；匆忙草就的“故事”虽多却缺失厚积薄发的经典之作，这使得小说创作在2006年里，虽然数量不菲，但还是显得有些无足轻重。

　　■三类小说构成主流

　　革命历史题材、描述和梳理20世纪中国社会图景以及普通人对现今中国社会变革的积极介入三大类题材的小说，构成了2006年主要格局。

　　第一类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再次升温。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热烈气氛中，《走在长征路上》等一批小说引人注目，王树增的纪实小说《长征》更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这本70年来第一部用纪实方式全面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评论界认为这本书大气磅礴，在还原史实的同时，讲述了许多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感人小事，让读者通过丰富的细节触摸到长征的意义，较好地宣示出长征体现出来的革命意志和不朽信念，是近年来少见的历史小说佳作。

　　对第二类小说，不能不提到余华的《兄弟》。这部继《许三观卖血记》之后的“十年一剑”，虽然颇受争议，但一经推出就创造了奇迹:全国销售逾110万册；莫言仅花了43天写出的巨作《生死疲劳》也受到好评，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史，紧紧围绕着土地话题，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民生活和他们的顽强坚韧；新任作协主席铁凝也在这一年推出新作《笨花》，尝试探讨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云南作家范稳的《悲悯大地》是其《水乳大地》之后又一部讲述藏区人民生活的传奇。

　　第三类小说首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作家深切关注并细腻描述了农村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文坛老将阎连科推出了讲述艾滋病多发村的小说《丁庄梦》；刘庆邦也在《红煤》中继续讲述矿工们面临的残酷现实；李锐的《太平风物》则以独特的视角对当前农民的生存和命运进行了积极反思。

　　这一年，苏童应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邀请创作的《碧奴》，是中国作家国际化的一次体验；而去年贾平凹的《秦腔》风头一直延续到今年，并在7月份获香港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大奖。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等都是今年创作态度严肃、质量上乘的小说……

　　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评价说，2006年的中国小说创作繁荣与作者队伍的壮大不无关系:一方面作者的队伍及所写领域越来越庞大，很多业外人士随时可能拿起笔来“一鸣惊人”；另一方面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职业作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作精神并维系了相当高的创作水准。

　　■回归故事吸引读者

　　从对三大类小说的阅读中，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2006年的小说家越来越重视“讲什么故事”以及“怎么讲”，对叙事内容和形式的更加关切，体现出中国作家日益增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

　　《生死疲劳》大量使用荒诞离奇的手法讲述一个投胎转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莫言超强的叙事功力；《秦腔》从一个疯子的视角打量喧嚣的外部世界，让人想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兄弟》则通过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情节吸引读者去解读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历史。

　　先锋派创作人物格非在名为《不过是垃圾》的中篇小说中，运用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手法:成为暴发户又身患绝症的李家杰想方设法去追逐过去的女同学、如今的女校长苏眉。为此，李家杰几近疯狂，精心设计了约会苏眉与“做掉”苏眉的计划，最终却出人意料地达成心愿。故事情节诡异、曲折，引人入胜，却又在情理之中。

　　小说家张庆国就此评论认为，现在小说作者越来越关心故事讲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读者看下去。这说明作家越来越重视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并重视用戏剧化手段包装小说，以更巧妙地传达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思考。

　　评论家们同时指出过分倚重故事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实生活的多彩和复杂，使不少阅历不够的作家难以把握，他们只好用力抓住某种“硬东西”即事物的表象来进行创作，而丢掉了表象下遮盖的真正精彩内核，使“写实”变成了偷懒和迎合，成了部分作家在艺术上退却的华丽借口。

　　■繁荣难掩精品缺失

　　2006年小说创作呈现出的鲜明两极令人深思:一方面是小说创作数量上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作家缺乏生活和艺术的历练，面对纷繁现实无力应对而造成的精品缺失。

　　在张庆国看来，当前中国作家普遍急躁甚至浮躁，“太缺少把一个不错的构思写成精品的耐心，有的甚至谈不上好的构思。”很多作家坐在书斋里忙着把故事讲完，对现实生活往往只有苍白的想象。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如何深入生活并耐着性子写好小说，这是中国作家亟须深入思考的。

　　知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批评更尖锐:很多长篇小说，作家放进去的精力、时间严重不足，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有多了不起，多伟大，我也不觉得，但我觉得写这个长篇他一定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他写的是伊斯兰文化里的细密画，好比你写一本北宋宫廷画院的小说，可是你看他掌握的细节多么丰沛，那种消化工作绝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完事的。这样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工作精神，在中国作家中非常少见。”

　　《兄弟》堪称2006年小说整体状况的典型写照:一方面在商业上取得极大成功，另一方面依靠想象写作的余华所处理的现实情节很难让读者信服，这一点遭到评论界的严厉批评。张颐武认为:“《兄弟》的成功主要是商业炒作与作者本人的声望使然。我认为《兄弟》构筑的世界太简单，只是堆砌了离奇和荒诞，当这些荒诞不足以构成现实的荒诞时，就变成了作品本身的荒诞。”他指出，当今中国作家热衷的现实主义过于简单化，还缺少更复杂、更深刻的思考，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尝试的写作技巧也扔得太多太快，这就使2006年的中国小说缺少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的扛鼎之作。

　　态势强劲，忧虑良多，这就是中国小说的2006年。但评论界依然对中国的小说、中国的作家充满信心:战胜暂时的挫折，坚持自身的积累，强劲的爆发应该不会太远。

　　新华社记者陈鹏万一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