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

　　《论语》凭借电视而传播，在它2000多年的传播史上，电视传播的广泛程度和速度远超汉朝独尊儒术的霸道功效，而其诠释的《论语》再次衔接了2000年来《论语》在民间传播中树立的励志、宽慰、规训等形象。

　　◎舒可文

　　在《论语》2000多年的诠释史中，一直存在的学者与民间两种诠释方式。学者的诠释总是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民间诠释则总是心有所得地借题联想，不忌离题万里。不能否认，《论语》是在这两种不同方式不同渠道的诠释和传播中承担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构成了是中国文化的现实面貌。所以，李泽厚1994年作《论语今读》时说，他本人远非钟爱此书，却不能回避《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论语》的传播史，也就是被诠释的历史。有《论语》以来，历史中注疏家多达2000家，民初注家程树德的《论语集注》所参考的注家就有600家，从汉代郑玄为《论语》做注，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疏解读《论语》是历代读书思想的标准功夫。直到近现代，依然有刘宝楠、康有为、胡适、杨伯峻、钱穆等学者的解读，这个延续2000年的解读传统并没有被“打到孔家店”的时代呼声所中断，而发生在30多年前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诠释解读的高潮。

　　各家注疏议论有相同的，也有非常对立的，其中的区别不仅是对词语理解的历史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对立。宋代的儒学在解读《论语》的同时，有一项工作是辨伪书，为了正经，朱熹把先秦诸子中一些对孔子解释不符的多斥为伪书。清朝也有过辨伪学，和宋儒一样，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合时代理想的孔子。李泽厚《论语今读》则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在历史沿革中发掘出《论语》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渗透力量，所构造的中国情感本体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区别于基督文化具有两个世界，它只有生活现实这一个世界，而同样成为一种人生归宿，形成中国人的准宗教体验。李泽厚说，中国没有外在的拯救依托，必须在各自人生路途中建立一种归依，而《论语》儒学能够在世俗中见高远。同时也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对现实生活的肯定使我们能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探寻美和价值。

　　《论语》注家钱穆则把孔子和朱熹当作儒学传统的中心，在他的解释中，只有到了朱熹的孔孟儒学，儒学才真正成为独尊。而孔孟儒学这个道统本身又被一些研究者质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被宋儒反追出来的。真实的孔子儒学，要比这个道统中的儒学丰富生动得多。但朱熹理学对论语的阐释却在更深入细致的程度上传播了孔子及《论语》。

　　《论语》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借口，从公元1年汉平帝时，孔子被奉为“褒成宣尼公”，到公元628年唐太宗时被奉为“先圣”，历代被封，到康有为倡说立宪共和时，正式奏请以“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

　　《论语》是读书入仕的基础读本，那些没能入仕的读书人或成村里的教书先生，或入幕当谋士，或游走江湖占卜算卦，如果是有钱人家的，还可以吟诗作画当名士，从而形成了另一个传播和诠释的渠道和方式。他们以各自的生活智慧制造并不严谨的格言警句，或简化了儒学的思想，或杂糅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小宗教或地方小传统。虽然不被纳入儒家道统，但也在民间众口相传中形成了民间的伦理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