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弓箭铺的最后传人

　　京城最后一家弓箭铺，藏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水利局宿舍大院的角落里。穿过两楼间一人多宽的窄道，透过发黄的毛边玻璃，屋内景象便一览无余。

　　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各种木工工具，以及各式弓箭的半成品。因为老鼠会咬弓箭，主人养了5只大猫。如果它们衔尾鱼贯而入，最后一只进了屋，第一只的头就能顶到对门的墙。在这堵墙上，挂着一幅黑底金字的牌匾，上书“聚元号”三个大字。

　　这间屋子，过去曾是一个完整院落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专为清朝皇室制备弓箭的大院里，总共驻扎着18家弓箭铺。历经300年风雨，如今，“聚元号”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48岁的杨福喜，是“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这个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满族镶蓝旗汉子，一身黑衣黑裤，星星点点地粘着些不安分的木屑，说起话来声如洪钟。

　　杨福喜收藏着一把老弓，上有“道光三年(1823年)”款印。这把弓，是当时的掌柜为“聚元号”百年庆典而制造的。“文革”时，“为了留点念想”，在烧掉了“聚元号”的匾额和旗帐之后，杨福喜把这把弓锯成两段，藏在劈柴垛里面。

　　杨福喜这一生，也如同这把弓一般，被“硬生生锯成两段”。1958年出生的他，在化工厂当了10多年工人，又开了6年出租车。1998年，眼瞅着“开车赚钱，一年不如一年”，他决定跟着70多岁的老父亲，重操祖业。

　　虽然“聚元号”的手艺中断了30多年，但当杨福喜把锯成两段的老弓重新接好时，“才像是找回了自个儿的魂”。

　　一张弓的制作，需要200多道工序，得花上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光是往弓背上抹鳔(做弓用的一种糨糊)，来来回回就得40多次。并且油匠、画匠、铁匠的手艺都得会。

　　在杨福喜眼中，每一张弓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灵魂，“挫刀多一下少一下，描金重一笔轻一笔，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头几年，这些倾注了他心血的弓箭，“求人都没人买”。最差的一年，他只卖出去一张弓，吃饭都成了问题，足有三四年时间，全家人的开销，仅靠妻子微薄的薪水支撑。

　　生计最困难时，曾有极要好的朋友欲出资10万元，买杨福喜那把老弓，但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别说10万了，你给我1000万、1亿，我都不能卖呀！”杨福喜的语气不容商量，“那是我祖宗，祖宗能卖吗？”

　　直至2002年，有媒体陆续报道了杨福喜和他的弓箭铺，前来找他定制弓箭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大院里的街坊总能碰着前来买弓的人问路，有些语言不通的老外，一进院子就摆出拉弓箭的姿势。

　　杨福喜小屋的墙上，贴着一张订单，他的订货本上，也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尽管2007年才刚开了个头，但这一年的订单，已经满了。

　　“嗨，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他露出得意的神情，“老祖宗的话，有道理！”

　　杨福喜并不是什么活儿都接。上月晚些时候，一部号称5000万美元大制作的史诗电影剧组找着了他，出很高的价钱，要求他按照剧组的图纸赶制一批弓箭。杨福喜觉得图纸里的弓不符合“祖制”，争执不下，买卖便告吹了。

　　杨福喜说，他看过数十部大片，至今还没发现哪个导演，把真正的弓箭带入影片中。“投资动不动就数千万上亿的，为什么就不舍得花点精力，把传统文化做到位呢？”他遗憾地说。

　　“不就是赶批活儿嘛？那么认真干嘛？凑合点得了。”有人这么劝杨福喜。

　　“我是手艺人，不是商人！我的弓箭是艺术品，不是商品！”杨福喜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不能坏了‘聚元号’300年的名声！”

　　8年来，无论生意清淡还是兴隆，杨福喜都固执地保留着祖上留下的规矩。客人来“聚元号”定制弓箭，从来不用付定金；买回的弓箭，不管用了多少年，都终身免费保修。曾有人出高价，邀请他去外省开分号，可他担心自己不在，做出来的东西不成样，就拒绝了。

　　这个弓箭铺的最后传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以弓会友”。“瞅得顺眼谈得来”，他宁愿少卖些钱，也得交上这个朋友；要是他觉得“来人不讨人喜欢，说话不招人听”，3000元的弓箭，他能喊出1万元的价来。

　　“嘿嘿，别说我牛×，我就这个脾气。甭管你是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主儿，只要你喜欢弓箭，都得到这破屋子里，和我客客气气说话来着。”他抚着络腮胡子笑道。